半边天
女性人类学是女性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关于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国内刚刚起步。本文着重阐述了国际女性人类学的由来与发展、学科定位、学科特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女性人类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课题和争论焦点。文章认为，了解国际女性人类学、了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女性学研究中的应用、了解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及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对我国人类学和女性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潘杰,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
民族研究,,04:62-71.
本世纪70年代初，随着女性主义（feminism）和女性学（women＇sstudies）研究的发展， 一门新兴学科——女性人类学（feminismanthropology）悄然兴起。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女性问题，不仅为女性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而且对人类学的研究乃至对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时至今日，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就女性问题研究而言，大多数的研究还仅限于社会学领域具体问题的研讨，而在哲学意义上对女性的本质，即从整体上对女性所作的探讨几近空白，哲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女性学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掌握和应用。因此，了解国际女性人类学、了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女性学研究中的应用、了解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及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对我国人类学和女性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女性人类学是女性学与人类学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它既是女性学为了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女性学的研究，又是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自身的反思，同时也是人类学对以往民族志中忽视女性现象和用男权思想误读女性现象的一种反省和纠正。它重新把女性放在了“人”的视点上进行研究。亨瑞塔·摩尔的《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一书在谈到女性人类学的定义时写道：“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词汇：“性别”和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引申出来的“性别差异”。与这里“性别”对应的英文单词“Gender”，又译作“社会性别”，意指不同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作用、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现象。而这里的“性别差异”是指由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指由于男女生理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女性人类学研究不光是从女性视角对女性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是从女性的角度对人的重新诠释，通过对女性文化的补写，来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化乃至重建人文科学。它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一、女性主义与女性人类学
女性人类学是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及女性学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因此，提到女性人类学，便不能不提及女性主义和女性学。
（一）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女性主义”发端于欧美的现代妇女运动，也译作“女权主义”。它首先起因于改变妇女现存生活状况的愿望和要求。最初只是反映欧美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潮，后来渐渐发展为包括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在内的世界性的、与父权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它提倡用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并进而重新审视现存知识领域内各种定论的可靠性。它不仅揭示了学术研究中对妇女问题的忽视，重新发现和评价妇女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力图树立女性视角的地位，最终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支配一切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可以与男性中心文化相抗衡的女性文化。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后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把积极参加了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妇女排斥在人权之外，从而直接导致了近代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年，法国著名的女革命家阿伦普·德·古杰发表了《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标志着妇女争取妇女权利、寻求男女平等、寻求女性解放的艰苦历程的开始。二百多年来，女权主义者们为争取妇女的参政权、社会工作权、受教育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理论大发展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妇女理论家，并诞生了女性学这门崭新的学科，使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进入了理性思考阶段，开始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三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总结起来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1．7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70年代以前，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以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第二性》[2]和贝蒂·弗里丹（BettyFridan）的《女性的奥秘》[3]为代表。前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阐述了妇女被排除在“人”的地位之外的状况，指出社会造成的男女差别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男女之间被认为是合乎自然和情理的差别，都是有史以来对女性加以束缚和奴役的结果。她提出了“第二性”（thesecondsex）的概念，指出在父权制下女性处于次等人的地位，是有别于男人的根本不同的人。这是对近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理论的一个总结，被奉为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础。与前者一样，后者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这本著作对弗洛伊德的妇女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对当时奉行推崇弗洛伊德理论的美国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重新唤起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从而直接推动了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
2．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70年代以来，女性学对女性本体开始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并进而从女性意识出发对现有理论进行全面质疑和重新阐释。70年代初，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贝蒂·弗里丹奠定的理论基础上，开创了重新讨论妇女权利问题的新局面。其代表作是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学》[4]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5]。她们在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的“第二性”的定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理论研究，断定社会所造成的男女差别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同时集中分析了性别角色及它们所起的社会控制作用。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理论发生了转变，从强调缩小或消除男女差别转向赞美女性文化和女性价值上。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性领域”（femalesphere）观点，反对消除男女差别，主张肯定女性特点，重新认识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玛丽·戴利（MarryDaly）的《妇女的科学》一书是这一阶段理论发展的里程碑。戴利在该书中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1）所有女人都是善良的，代表光明的力量；所有男人都是邪恶的，体现着黑暗的势力。（2）主张更激进的女权主义形式，然而这一形式并非社会现实的变革，而更注重内省和精神方面的变革。（3）否定女权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她否定父权制结构有改变的可能，主张女权主义者从政治斗争中撤退，发展一种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妇女文化。这被认为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在发展中走向生物主义立场、走进死胡同的论调，是一种危险的后退，因此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6]
3．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研究。80年代后，西方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女权主义理论必须介入改变社会的政治斗争，并使妇女运动同其他的社会正义斗争结合起来，才能争取到现实上的男女平等。于是，她们的研究视点进一步拓宽，在批评性别类比思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将性别与种族、阶级一同融入社会结构，分析支配与附属、强力与软弱的关系；同时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xizq.com/smyly/534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