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范勇鹏
引：观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范勇鹏，咱们好久没有见了。今天我来跟大家接着聊，聊一个什么话题，就是现在特别热的新疆棉花事件背后的一个争论。那么最近有一些西方品牌借着我们所谓的“人权问题”，对新疆棉花发难，引起了我国内中国人民的普遍的不满和抗议。这些品牌背后有一个机构，过去我们大多数人是不太知道的，叫BCI（BetterCottonInitiative），就是美国的一个叫“更好棉花协会”。它的背景现在已经很多人扒了，我就不介绍了。学者发文《谁是BCI？不可忽视的商人秩序》但是有一位学者，就是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谁是BCI？不可忽视的商人秩序》。这篇文章上来就先界定说BCI是一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他说，“这类组织提供了在国际市场上有公信力的行业标准”。那么这种做法我就觉得先上来替西方组织在道义上先落一子很有意思，这样一个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的，美国几大零售商所把持的，与国家民主基金会有这种勾勾搭搭，然后和人权观察、世维会（世界维吾尔大会）这些反华组织纠缠不清的这样一个组织，我们把它称作“人畜无害”，那么不如送佛送到西，我们干脆把CIA给称作“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好了。接下来施展教授又讲，他批评我们中国人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往往只能看到主权国家秩序，我们看不到商人秩序，所以他认为这一点对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是都不利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和心理基础是有缺陷的。所以有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包括像观察者网的沙烨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沙烨他是投资人，相信他不会不懂商人秩序，其实恰恰是这个商人秩序，这也是我今天要聊的一个重点，反映了施展教授的一个知识盲区。我一会儿会详细展开。那么最后施展教授就讲了，他说这些国际品牌，那么直接跟BCI划清界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否则在自己的母国就没法混了。如果一定要二选一，那么大概率只能是放弃中国市场，这对国人的消费习惯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包括对中国的就业、产业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施展教授是臆想出了一个二选一的困境，就问你怕不怕，难道就不可能有第三个选项吗？比如说既然讲商业秩序，那么这些企业它为啥非要二选一，为了挣钱人家不一定那么傻。另外我觉得施展教授可能想都不敢想，第四种选项，比如这些企业它自己干脆凉凉了，对吧？比如像韩国的乐天马特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被沙烨反驳了之后，施展教授又写了一篇札记来回应，他说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后来沙烨又写了一篇，指出这个事实和叙事是不同的，事实有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但是叙事里边就一定包含有对事实的选择，所以它这个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科学家无形中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另外像人民大学的张飞岸老师也发表了一段评论，很有意思，我非常认同张飞岸老师的一句话，他说原话是这么讲的，他说社会科学家想做到价值中立，反而需要一上来就亮明自己的立场，并告诉读者自己是因为立场的原因，虽然试图中立，但是可能会无形中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我对这个观点是比较认同的。那么我跟施展教授也算是老熟人，在小圈子里经常辩论互喷，大家也不伤和气。不过这次新疆问题我觉得算得上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是有必要说清楚一些的，所以这次就失敬了。我觉得如果施展教授像张飞岸所说的，光明正大地先把自己的价值立场亮出来，反倒是更容易让大家展开有意义的辩论。如果非要摆出一种理工科的面貌，反而是不太坦诚了。施展教授的具体观点对中国是有启发性的其实我虽然完全不赞同施展教授的预设立场、价值立场，但是我认为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其实还是有价值，对中国有启发的。你比如说他用这种表面中立的一个商业秩序来掩盖西方崛起的真实历史，用表面客观的社会科学来包装价值立场的这样一种做法，其实是西方玩的非常溜的手段。那么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国企业的国际战略，我觉得是值得借鉴的。虽然我们不像美国、欧洲，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原罪或者黑历史，但是能够把自己打扮成某种普遍性、中立性的代表，我觉得总体是个好事情，会让我们事半功倍。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企业确实是有必要学学施展教授，受一些启发。讲历史来把事情背后的逻辑讲清楚那么其实他们辩论的这个背后的道理一点不复杂，几位评论者应该大家来回讲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也不想再继续掉书袋、说车轱辘话。我今天主要是想借这个话题来讲讲历史。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少评论时事，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缺信息，不缺观点，但是有时候缺一部分人把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把这个事件背后的逻辑能够讲清楚。施展教授一直强调他做的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我觉得他很多观点恰恰是在事实上不完全站得住，我今天主要就讲讲商业秩序，或者他说的叫商人秩序，这样一个词，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事实判断。那么比如施展教授讲了，他说世界上存在一个多重规则体系，简单区分一下给分成两类，分别是主权国家所主导的一个秩序，和商人所主导的一个秩序。那么这个商人秩序不是新出现的，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比主权国家更古老，这句话是在事实上历史上是站不住的。文明起起落落，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延续至今那么在做评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这些年研究形成的一套制度理论，当然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很简单地介绍，详细的近期我有时间的话可以展开讲一讲。我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文明起起落落，政权来来去去，大体上所有的国家都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怎么长大，一个是怎么长命。人类绝大多数的文明其实是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凋零或者被消灭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是根本不知道的。少数一些能够长大的文明也没有几个能够长久。大家看看世界历史上有多少帝国是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在历史渊源里边了。那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可以几千年不间断地发展一种文明，另外比如像波斯，当然波斯虽然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在七世纪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文明的断裂，就是伊斯兰化。另外就是罗马，持续有多年，加上东罗马到年消失了。另外欧洲的蛮族文明，就是今天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所代表的这种欧洲蛮族文明，它跟古代的罗马文明的中间有一部分交叉，那么都算上，今天也延续了大概年，眼看现在衰退的迹象非常明显了。另外还有比如像土耳其不到年，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印度呢，我们老把印度称作叫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它不算个古国，讲得更严谨一些，其实它是一堆零碎，就是在历史上确实没怎么形成长期大规模的这样一种文明单位。什么样的民族能够扩张繁荣发展并且能够持续？那么我提出的这样一个政治理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民族能够扩张繁荣发展并且能够持续，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文明或者政治制度的一个反馈理论。促使文明扩张发展的正反馈机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它总要找到一种能够自我增强的正反馈机制，它才能够不断地去长大。但是按照比如像控制论的看法，这种正反馈它最后一定是要崩溃的。所以历史上大多数文明最后都是这样一个命运。所以一个文明它一定要找到某种负反馈机制，所以它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回路，在扩张的基础上维持一个系统的稳定，能够同时做到这两方面的，就算是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叫“可大可久”。目前我认为在世界上中华文明的等级是最高的。那么这里边就涉及到施展教授讲的这样一种商业秩序或者商人秩序了，为什么？因为我讲的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我们各个文明所经历过的不同的正反馈机制，也就是这种自我增强的机制有很多种，但是主要的是有4种，就是军事、宗教、商业和技术。军事我今天不展开，简单地就罗列一。比如军事，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唐都是这样基于军事的扩张建立起来的这种国家，但是它作为一种正反馈，它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一定会导致崩溃，或者反过来导致内噬，把自己的文明给吞噬掉，所以你看秦汉唐其实都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宋代解决得是比较好的，所以宋代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国在对军事力量的这种训化上，和管制上做的是比较成功的。那么世界历史上，比如像埃及历史上发生过要改革，被军事力量给摧毁，比如罗马，罗马也更加典型。罗马基本上是一个靠军事力量维系的，这样一个军事和同盟的这样一个体系。另外比如像东罗马，从查士丁尼皇帝到伊拉克略，逐渐搞总督区、搞军区，然后把处于颓势的罗马帝国，能够再一次地给繁荣起来，都是这种军事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宗教那么我刚才讲了军事力量最后通常会造成系统的崩溃。宗教也是一个类似的力量，当然我指的主要是地中海地区产生的一神教，宗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扩张性力量，但是它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发生内部的分裂，外部遇到障碍之后也会发生内卷。比如像基督教，最早在阿里乌派带来的分裂，包括后来到君士坦丁一世、尼西亚大公会议确定了三位一体的这样一种原则，那么带来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另外八到九世纪东罗马帝国的这种破坏圣像运动，直接地导致了东部教会和西部教会之间的这种分裂。包括你像看我们的历史上，比如像太平天国，这么一个农民起义运动里边，因为它是靠着宗教而起家的，那么内部迅速地就发生这种教义和派别的这种竞争。所以宗教也是这样一种正反馈力量。技术那么第3个商业我最后介绍，第4个是技术，我们可以看到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像运算能力、大数据这些东西，它其实也都是一种正反馈的机制，它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增强机制。比如说今天我们个人的数据、信用、金融甚至我们的获取信息的模式，都是由平台资本或者由技术垄断来掌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了，是谁在统治我们？这就很难讲了。所以为什么近几年你看欧盟要搞隐私立法，美国要把扎克伯格要拉到国会去搞听证会，说白了就是在传统的政治权力和这种新的技术权力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包括我们国内比如像蚂蚁金服对吧？其实背后都是有这样一种正反馈过度发展，怎么去制约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任由技术的正反馈去肆无忌惮地扩张，就会导致系统的扩张，最后直到崩溃。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商业那么最后就是讲一下商业，自古就有很多靠商业扩张的文明，但是在古代大多是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主要靠一些奢侈品和必需品贸易，比如像盐、像丝绸这样的，那么它的巅峰就是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和荷兰。现代资本主义它是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个升级版本，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要去通过剩余价值来继续扩大再生产，所以大家想想从逻辑上，它是一个最强的这样一个自我增强的正反馈回路，非常厉害的一种模式。那么这种资本主义最早是在英国诞生，最早就是靠大宗商品贸易，后来靠提高单位的产出，所以你看英语里边进步的概念improvement，其实improve这个词最早它指的就是什么？怎么去把一块土地，把它的产出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让它产出更多，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进步。那么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典型的正反馈机制，如果没有东西能约束它，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恶性的扩张和崩溃，这个东西不取决于道德，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它是一种自然机制。所以我们讲，比如资本家他个人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某一个群体，他很有责任感，但是作为资本的一个人格化的代表，资本本身它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恶性的结果的，所以这四种正反馈机制，在人类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离不开它们的。促使文明稳定长久的负反馈机制但是我们为了要建构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至少我们大家是要生存、要生活，我们要有一种共同的生存境况。所以就需要产生某种负反馈机制，来形成这样一种秩序。那么在人类历史上，主要大概也是四种：封建第一是封建，封建就是通过一种靠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或者靠契约关系所维系的这样一种权力分层的制度。它的特点就比如说贵族制，议会制，这样的一些方式。官僚那么第二种模式就是官僚，这个是中国人最早发明出来的一种制度，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但是执行，靠科层制的行政机构来统治。所以包括中国历史上的郡县，包括地中海地区产生的教会，包括近代欧洲像马克斯·韦伯所讲的这种技术官僚。现在我们学术界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一讲官僚制度、官僚政治，上来第一课肯定是从马克斯·韦伯讲起，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实际上在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度理论的时候，我们中国都已经经历过年的官僚政治实践了。组织那么第三种模式是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是西方文明发展出来的，以宗教、商业利益、意识形态或者以某种共同的使命，所维系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它包括比如像教会里的各种宗教僧团、修道院、骑士团，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会道门，以及近代的、现代的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形态。比如像在宗教里边，它有效地对宗教的那种无序扩张进行了制约。公司那么第四种就是公司，是基于法人和股份制这些形式所产生的，一种以公司治理结构来统治国家的制度，最典型的就是现代的三权分立和代议制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宪政制度。治国之术本质上是一种平衡之术我讲到了一种正反馈，一种负反馈，那么什么叫治国之术呢？或者政治制度，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平衡之术，就是怎么能来能在这两种反馈机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假如说一个文明，你的正反馈太强，你会崩溃会分裂，你的负反馈太强了，你会固化、会内卷，那么没有正反馈文明就没有办法扩张，没有办法进步，但是没有了负反馈，也形不成稳定持久的秩序与和平，甚至文明本身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总结就是一句话，非正反馈无以大，非负反馈无以久。只有协调好正负两种反馈的关系，才能够做到这种可大可久之道。商业秩序的说法背后存在的问题那么从这里边可以推导出几个历史问题，就是施展教授所讲的这种商业秩序，他这个说法背后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政治秩序和商业秩序不存在二分法第一点就是不存在国家秩序或者政治秩序与商业秩序的一种二分法。二分法我觉得是太简单了。因为我刚才讲，在历史上军事、宗教、科学技术它形成的这种正反馈的秩序，政治秩序和商业秩序，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里边是以不同的比例共存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商业秩序这样一种正反馈，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商业秩序并不优先于国家秩序第二点，商业秩序并不优先于国家秩序，这一点是我认为施展教授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秩序指的是什么？Order，指的是一种稳定的有序状态，那么单靠商业这样一种正反馈机制，它能够产生迅速的扩张，甚至会产生伟大的创新，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稳定的秩序，所谓秩序必须要靠某种负反馈，某种国家制度的驯化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商业秩序是不可能先于国家秩序来存在的。因为作为一种秩序，它必须在国家秩序或者某种世界体制产生之后才可能产生。当然如果按施展教授严格按照狭义的定义，用现代主权来定义国家，那么这么说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讲的是广义的政治秩序，那么正反馈和负反馈是在同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产生了某某一个时代的秩序。所以我们不能讲商业秩序是先于政治秩序。国家秩序从来都是高于商业秩序第三点，国家秩序从来都是高于商业秩序，因为人类社会它对生存、对安全、对秩序的要求是第一性的。所以无论国家政治秩序、还是某种国际秩序，它也一定是以安全和秩序为第一性的。即使是非常典型的商业国家，它也只能是在维持外部安全和内部和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追求它的商业利益目标，才可以解决它商业利润的合理分配、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包括商业活动之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的安排。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公司可以演变成国家，但是国家绝不可能只是一家公司。所以政治秩序在历史上，它一定要能够有效地控制商业秩序，凌驾于商业秩序。那么施展教授他原话讲，他说“国人本能地以为商人秩序就得从属于主权国家秩序，这种思维范式西方人不大容易理解。”这句话我认为他恰恰说错了。我们国人的这种本能的理解恰恰是几千年实践的一个历史智慧。那么我们看西方人，其实如果他如果不想停留在病毒、黏菌或真菌这种低等级生命的生存状态，如果他想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文明，他就一定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那么就必然会要求商业秩序要从属于某种国家秩序。施展教授喜欢谈西方哲学，那么我建议可以去翻翻西方哲学史，看一看有多少哲学家是认为商业秩序应该凌驾于国家秩序之上的。再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像美国宪法，美国宪法上来开篇就讲了六条理由，为什么我们要立宪法？那么前边几条都是什么？叫更好的联合。我们中国人讲的“大一统”对吧？第二叫国内和平、国内正义也就是法治。然后共同防务，共同安全，然后共同福利，最后一条才是liberty，自由。这个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施展教授所讲的这样一种商业或者商业秩序。所以你看美国宪法也讲得非常清楚，我首先要能够实现几个基本的，这种秩序之后，我在这个序列上才能够排到这种自由或者商业秩序。不过有一方面施展教授的提醒是对的，我们过去对商业在国家和国际秩序里的意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低估或者忽视了，这一点恰恰是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科学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而进行的一场话语建构的结果。西方社会科学特别喜欢把国家给建构成一种公共性、中立性、功能性的制度，来掩盖近代西方国家资本统治的性质，来掩盖它国家的产生和崛起的真正的历史。那么去年6月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很有意思，题目叫《私人特许公司的兴衰与国际体系的创建》，作者一位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授安德鲁·菲利普斯，另一位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叫沙曼。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要摒弃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要重新发现欧洲的这种私人特许公司在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中的作用。那么这篇文章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就是在过去这些年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很少有人去触及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进步还不够，因为更进一步，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有这种公司的作用的影响，包括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过，并不是产生于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种政治历史的过程，很多国家是从公司演变而来的。比如像东南亚，像印尼、菲律宾，包括像南亚的印度、巴巴基斯坦、孟加拉这样的国家，包括非洲的很多国家，拉美的很多国家，甚至连欧洲的很多国家，它的源头是一种，比如说贸易公司或者商业公司，它是以公司治理的制度为基础，才演变成，特别是在去殖民化、反殖民化的过程中，才演变成后来的国家制度。那么更往前推，包括美国的制度、英国的制度，甚至荷兰和威尼斯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公司的治理制度演变过来的。在这方面我写了一本书，可能最近几天就会出版，就是讲这个公司国家的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制度，出来之后欢迎大家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xizq.com/smyfz/78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