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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的知识结构与舞蹈人类学梳理研究史会发现，“舞蹈人类学”是一个“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东西，它没有严密的学说体系和流派，没有特定的范畴和标准，而是将边界落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专业经验和对其他学科的借鉴总结中。通过一两本叫作“舞蹈人类学”的书实际上并不能将那“草色”尽收眼底。常被用来指代“舞蹈人类学”的DanceEthnology，Ethnochoreology，Dance(in)Anthropology等词语，其内涵和外延涉及民族学、舞谱法、文化人类学等内容，而在更多的实际研究中，对于学科的涉猎更广，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民族音乐学、文化研究、人类表演学的方法和路径不一而足，在文献和田野之间，在历史和现状之间，在提炼意义和还原语境之间，将舞蹈所涉及的艺术、文化、习俗、心理、社会等问题一一展开。因而，在开放的知识结构中来看待欧美舞蹈人类学，能够更加合理的理解和应用。
开放的知识结构，是所谓“舞蹈人类学”不是以有明确命名为开始，也不是以不再使用相关命名为结束，学理的来龙去脉从来就不是一个死的东西。西方学术的传递是在前人提出问题、著书立说的基础上反思、批判，层层累积和推进。我们应该看到它内在的发展脉络和学理逻辑，而不是将认识仅仅拘于对某个概念或理论的阐发。
虽然年格特鲁德·库拉斯(GertrudeKurath)写了《舞蹈民族学概全》一文，但很显然，这并不代表是个学科起点。早在年到“二战”之前，整个欧洲由北向南，由西向东，从斯堪的纳维亚到罗马帝国的故土，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岛国到东欧政治火药桶的腹地及苏俄，一些民间舞蹈社团的复兴实践和相关研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Ｒadcliffe－Brown)在－年的研究著作《安达曼岛人》，美国人类学家早期对印第安人舞蹈的研究，如:詹姆斯·穆尼(JamesMooney)－年的《灵舞宗教和年印第安苏人的暴动》、弗朗茨·博厄斯(FranzBoas)年的研究《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生活中的舞蹈音乐》、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年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舞蹈研究部分，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音乐学家库特·萨克斯(CurtSachs)年出版的《世界舞蹈史》(笔者认为，此书之于舞蹈研究类似《金枝》之于民俗学)为代表的舞蹈研究……这些都构筑了早期舞蹈人类学的源头和学理的根基，而这是由舞蹈实践和研究者、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音乐学家共同来完成的。他们为战后“舞蹈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民族志书写规范和动作记录分析经验。
这些开拓性的人物中，以博厄斯的文化人类学观念在舞蹈研究中的影响最深远。其实，在早期人类学家中，泰勒(Tylor)、伊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舞蹈的社会功能。而博厄斯在文化相对主义、语义学和强调“局内人观点”多方结合的研究中，把舞蹈作为文化去进行分析，而不是把舞蹈作为资料去论证一般性的理论。这种理念影响了一批学者在相对论的研究中进一步阐发，将对舞蹈的分析视作拓展人类学研究有利的工具。
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在思想、文艺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米歇尔·福柯和后结构主义为整个人文社科界开辟了新的话语疆界，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阐释学无疑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格尔茨认为，既然人类的行为是象征性的，那么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解释和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意义，民族志研究是一种话语实践。这实际上是为人类学研究和写作者大开主观能动的法门。与此同时，人类学界也开始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诸如‘原始’‘原始社会’‘部落’‘部落人’等观念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对人类学研究对象不恰当、不准确的用词。对于‘原始’一词的批判是由许光烺(FrancisHsu)发起的，后来库柏(AdamKuper)又继续进行了批判;类似的，部落是‘原始时期’自然进化形态的假设也受到了像莫顿·弗里德(MortonFried)等人类学家的批判。弗里德认为，部落社会是与国家阶段的历史形态接触的结果，特别是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势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厄斯的后继之人中，乔安·凯阿里伊诺霍牟库(JoannKealiinohomoku)以一篇《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芭蕾是民族舞》成为舞蹈人类学方面的明星学者。她说:“人类学家想通过民族舞蹈(EthnicDance)来传达这样一个观念，即:所有的舞蹈形式都反映了它们生长于斯的文化传统。从论文中可以看出，舞者和舞蹈学者通常用‘民族舞蹈’和‘民族学的’‘原始的’‘民间舞蹈’这些词来阐释问题，而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非西方舞蹈的认识局限。”这篇发表于年的文章，直到21世纪之后的十多年里，仍被反复转载收录诸多论文集中，也是舞蹈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研究方向的重点必读材料。在先声夺人的题目下，作者没有就芭蕾谈芭蕾，而是用大量篇幅追溯人类学和舞蹈学对于舞蹈的认识分歧，并厘清概念和观念，以西方第一人称的口吻从本质上展开自我批判，使读者能够意识到知识系统内谬误观念的传衍。同时，提醒学界如何重新对非西方舞蹈进行分类。通过了解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就可知，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文社科学界在认识论上的巨大变化在舞蹈人类学中的深刻影响。
后现代转向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文化研究(CultureStudies)，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席卷美国人文学界，代际、族裔、性别、身份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学科建制和跨学科的性质日益显著。这一时期没有像经典人类学时期提出各种学说，而是在各种话语之下进行个案的调查和分析。与此同时，“舞蹈人类学”的话题也随之拓展到身份的表达和建构、身体政治、仪式实践等相关领域，或者说，舞蹈研究沿袭文化人类学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其中，许多研究汇聚在如下方面: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性、全球化、性别(女性主义、酷儿)与身份、身体文化等。在这些研究中，很难说，是用个案研究来充实话语，还是不同的经验丰富拓展了这些话语，它们经常互为表里。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扩张性的增长，可以看出问题探讨的维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得到细化。“文化人类学扮演了一个批评的角色:一如既往的比较分析视野;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的知识分类和历史阐释;将舞蹈和动作研究放入更宽的文化政治的框架中。”
其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研究来自舞蹈学者戴德利·斯克拉(DeidreSklar)，她在墨西哥人舞蹈的研究基础上，反思符号学带给舞蹈研究的得失，说道:“……尤其是在程式化和风格化的舞蹈或仪式动作中，动作体现了生活观念的大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归属在哪?人类是怎样行为行事的?我从哪来，和谁共度此生?我的价值是什么?深深印刻在圣公会教堂仪式中的跪、坐、站等这些仪轨就是对天主教义的认知和接受。如乔安指出的，深深印刻于芭蕾形式和审美的是欧洲骑士精神的价值，相应地，也体现了理想化男性和女性的强大传统。教堂和舞台确实展现了有关自然、社会和宇宙的特定观念……虽然一个人必须借助词语来理解动作的象征意义，但讨论并不能揭示动作媒介所获得的洞见，体现在动作语言中的文化只能通过动作来获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当下流行的符号学的象征———把什么都当作可‘读’的‘文本’，感到不舒服的原因。象征或隐喻确实有用，但过于强调视觉而忽略动觉。我跪在教堂里所获得的感受完全不同于读圣经得知的东西，即便二者有关联。”她的追问和反思的力度显然带有鲜明的人类学痕迹，也显示了舞蹈研究与多种研究方法和学科交错的格局。
艾德里安娜·凯普勒(AdrienneKaeppler)曾针对“二战”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舞蹈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过欧美舞蹈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差异。欧洲学者侧重研究自己的文化，美国学者则研究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欧洲学者多出身音乐学和舞蹈研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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