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能做很多事，但它不能做一切事。我们应该知道它的领域，并把它限制在那里；当它想进一步发展时，甚至要把它们踢回去。
导读
发源于美国的技术也会被反向运用于蚕食美国利益的行动中。
作者：戴安娜·莱姆伯格
译者：任洛箫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越是虚假的报道，越容易被大规模地传播，混淆公众视听。”
上面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从一则关于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中摘录出来的。
早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法国对信息入侵就表现出了更甚于美国的焦虑。而令法国政府担心的那个正在不断入侵的超级信息大国实际上就是美国。
当时，美国正在各种国际媒体平台坚定地宣传美国优先的概念，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也依旧如此。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半球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公开运营其广播系统。这种方式使得欧洲、亚洲、非洲国家的当局政府有权决定公民的所见所闻。
然而此时美国已经开发出一种几乎可以覆盖全球的技术——卫星电视。
美国企业主导了早期的卫星技术，并不断尝试研发可以向全世界各个家庭直接广播的卫星，来加强“信息的自由流动”。
华盛顿方面认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媒体系统正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主发展都十分有利。
然而，在美国之外，仍有外国势力控制的技术进行无限制广播的行为。
与其说这一行为颂扬了自由的赞歌，倒不如说其敲响了外交的警钟。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仍生活在一个由美国政策主导的、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的世界里。
随着另一项美国技术——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世界上遥远的角落之间也得以相互沟通了。
许多美国人仍相信，信息的畅通无阻可以为全人类带来自由。
就在年，美国国务院还为Facebook和Twitter等科技公司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庆祝。
直到近期，这个信息世界的阴暗面才在美国开始显现，尤其是俄罗斯对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干预，迫使美国人开始与信息战问题作斗争。
而不久前，在人们的印象中，信息战似乎还是冷战时期遗留的产物。
突然之间，关于网络冲突与选举安全的文章开始充斥于美国各大新闻媒体。
高呼信息自由的陈词滥调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兴意识，即信息的自由流通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府与机构利用，特别是敌视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
但是，威权国家并不是虚假数字信息崛起背后的唯一力量，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自于反对信息自由监管。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在倡导反对监管的信息自由理念。
如今，这种理念却给外国干涉以可乘之机，使其得以操控美国观众的阅读、观看和分享等行为。
1信息自由流通的畅想
美国在二战期间首次提出了一项新政策，以支持信息在国际边界的自由流通。
当时，美国有影响力的人物认为，政治审查制度与经济卡特尔化的结合促使欧洲独裁者得以崛起，其主要方式就是将公众隔离于国际信息来源。
长期倡导开放新闻市场的美联社社长肯特·库珀在年写道：“如果没有新闻的扭曲，侵略国国内的人民就不会被骗去支持他们政府的侵略行为。”
换句话说，国际新闻的匮乏容易使人们受到极右宣传的影响。
随着战争的持续，政治家、媒体与政策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在盟军取得胜利后，华盛顿方面应该在确保信息跨境传输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库珀解释道，如果信息的自由流通得到“建立与实施”，“就不会再有戈培尔了”。
从那以后，信息自由流通的理想就一直指导着美国外交政策。
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并宣布了一项普遍权利，即“通过任何媒体，不分国界地寻求、接收、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权力。
同年，美国政府首次在和平时期将信息外交制度化。年的《史密斯-芒特法案》授权政府向海外发布信息，其中包括继续发布始于二战时期的美国之音的广播。
年，美国政府建立了美国新闻局，向海外推广美国政策，宣传美国文化。
同时，华盛顿方面不断施压于其他国家，要求他国政府尽可能减少对报纸和电影的贸易管制。
若想保证自由不被政府滥用，就应该扩宽信息来源，而不是一味过滤掉不良信息。
此后，美国的言论开始强调信息的自由流通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年，巴拉克·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宣称：“信息流通的自由程度越高，社会就会越强大，因为从那时起，世界各国的公民都能够开始独立思考了”。奥巴马这一观点还登上了新闻头条。
对这一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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