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战略与管理》年第二期作者张文木
原文名《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八、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与苏联相似，在中国建设道路上曾经也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慢慢来，直接搞私有制，经过很长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再搞社会主义。开始毛泽东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我的下乡经历与年到印度访学的经历才使我理解毛泽东当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鲁开始也是搞社会主义，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们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种产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一旦搞私有制，生产资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结果是无谓地增加了国家基础建设成本，并使中国现代化在其初始阶段就会因其无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断。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买。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我曾下过乡，当时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公社一纸命令到乡，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任何异议，根本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情况。当时中国搞三线，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毛泽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压到最低，与印度的尼赫鲁相比，我们的毛泽东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低的成本，为新中国奠定了崛起的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建在这个基础上。印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印度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美国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数时间却在英美两国。只是由于他未放弃印度国藉而非为印度长期工作才成为首位诺贝尔奖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这位印裔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应该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们现在讲gnp，一定要研究其构成，而不能只看总量。一个国家的资本构成、储蓄构成反映一国经济的性质。是自主型的国民经济还是依附型的经济，从gnp的构成才可看出。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gnp达到几万亿，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看它的结构是什么。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构成表明它不是强国。 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所谓“农业改造”就是将中国传统的自然的小农业经济改造为现代的市场农场经济。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商品经济，因而中央的农业政策始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摇摆。当时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户地生产，全家人力投入到一两亩地里，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比高得不成比例。当时中国农业提供给城市的是自给自足之后的剩余产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产因没有利润压力而失去效率。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整个就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瓦解的危机。可以预言，随着wto规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期结束，如果政府对农业还无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国的农业危机将有可能转化为年法国式的政治灾难。 有一幅漫画，一辆牛车拉了个卡车空壳，这似乎是中国农业的写照。卡车是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牛车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建立在正面临破产的自然小农业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吗，能有发展潜力吗？牛车上的卡车是不可能跑快的。现在中国农村只剩小孩、妇女、老人，已近解体的边缘。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就有些同志对农业老牛有些不耐烦了，要把牛车一脚踹掉。但如果我们由于没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弃我们的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只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目前中国出现涉及大量工人下岗，农民生活无法保障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不足。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它们用牺牲殖民地资源的方法来补偿了国内的社会问题。广大的殖民地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利润。英国把印度变成殖民地，这么多年，印度还这么贫穷，就很说明问题。近代史几百年，西方走的多是这条剥夺资本外围地区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种道路。这就是剥夺本国农民，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他就用集体农庄的方式杜绝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绝对平均的集体化政策。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慢慢发展不行，但工人、农民的生存权应该放在第一位，从政治上看，国家还是应该确立多数劳动者阶层的基础地位。现在电影不是什么什么“总”就是什么什么“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这有些问题，世界难道都是“总”“董”们的吗？不完全，还有工人、农民。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占公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我们不能说他们困难多就不管他们。他们是国家的双脚。脚臭了得洗，有病了还得做“足疗”，使它强健。谁都知道臭脚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吗？当然不能，它们是全身的基础。我们国家各阶层是一个整体，一定要保护好。我觉得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很长远的考虑。不能一切都以生产力为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人，特别是以广大劳动者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为生产力高低的标准，以工农为生产力服务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国家富裕的标准近期看，应是工农的收入多少，他们是民族市场的基础。如果百分之几的少数人占有全民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后果是很可怕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本国工人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转轨中做了很大的牺牲。实际上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农民社会保障是现阶段中国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证。有人会说，目前的情况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随中国经济富裕了，这些问题就会在改革中逐渐消失。但现在美国可能不会给中国充裕时间让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崛起。为什么？你现在是最弱的时期，谁都明白你渐进的结果是什么。邓小平书里都写明白了，韬光养晦，沉着冷静，这话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现在霸权国家目的是要把中国国内的资源掏光，然后叫你后悔。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及时做好准备。九、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 邓小平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将中国从自然经济带进市场经济。但我们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发现在工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快的同时，我们的民族农业市场越来越脆弱，撑不住工业速度，于是中国工业产品日益依赖海外市场。经济依托海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海外的自卫手段非常弱。结果是我们对海外市场依赖越来越大的同时，我们和世界霸权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双方可以宽让的余地越来越少了。 除市场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过去我们怎么不是这样呢？过去我们的经济在做瑜珈功，瑜珈功的特点在于顽强的生存性，吸收一点点资源，一点水、空气就行，有点像泥鳅。自然经济就是这种经济形态，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这样能够活得很长。我们那个时候，资源没怎么开发，消费也很低，觉得地大物博。现在我们消费有些畸型。比如说买茶叶，茶叶罐子比茶叶都高级，为了促销有利润。为了利润，不惜恶性竞争。与减肥现象一样，为了长身体，厂家鼓励你多吃，这会产生利润；吃胖了，厂家又鼓励你减肥，这又是利润。这左也是利润，右也是利润，最终结果是零和。但这样浪费的前提是对难以再生的资源高消耗。我们在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时知道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xii]，但马克思那个时候意识不到另一个问题，即资源不能无限涌流；煤、铁、石油，都不能无限涌流；土地和地力也不能无限涌流。生产力与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相似，现在我们肠胃消化功能很强，但没粮食吃，工业粮食就是资源。没吃的而肠胃消化功能又强，这意味着死得快。那还不如瑜珈功，低消耗，活得时间长。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即竞争力不强的问题。竞争是动物的本能，不同竞争力的动物有不同的竞争方式。对于弱小动物而言，它们参与竞争的方式是负向自卫。比如蚊子、老鼠、蚂蚁、野草等，由于它们攻击力不强，作为弥补，它们的繁殖力却高得惊人，以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我们中国已不能选择这种竞争方法，因为我们已长得强壮起来，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即生产力日益强大。过去的问题是肠胃“消化功能”处于潜在状态。现在的问题则是粮食不够吃。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曲线是上升的，但大家仔细一看，有个阴影也在上升，即资源消耗曲线也在上升。如果把经济的利润补到资源上即环保上的结果却是零和。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经济曲线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曲线下降，形成剪刀差。英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它们通过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资源来保护本国的环境。随南方国家的发展加快，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因此可以预料，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人类降低资源消耗的终极方式。现在我B国内资源已近枯竭。中国西部沙漠开始“农村包围城市”了，蝗虫也来了，听说内蒙的野生动物往外蒙跑，东部地区的青蛙往马路上跑。有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没有森林和田地了，水田都盖成大楼了，野生动物只有往有森林的地区跑，青蛙只有往马路上跑。这都是生态问题。生态问题越严重，我们对国际资源的依存度就会越大。 世界资源“蛋糕”就这么大。七国集团已瓜分完毕，新崛起的国家已饥肠辘辘。如果说，上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本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源短缺。据尼克松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只要卡住西方的资源，就能卡死西方。尼克松说，资源是西方政治的关键。 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世界资源。美国人和我们比更娇气。他们加利福尼亚轮流停一下电，就受不了。这是由于他们已习惯于高消费，消费水平落不得。印度人和我们相比，我们更娇气，印度的气候五十度是正常的。咱们四十度就算高温了。年下半年印度整个北方停了两天电，当时我已觉酷热难忍，可印度人也没觉得过不下去。生活水平是刚性的，能上不能下，除非发生战争。美国资源消费量最大，所以它对世界的依存度就大，它要对世界控制，尤其是军事控制。美国像一个螃蟹，腹部非常软，这叫民主，但是爪子非常硬，这叫霸权。它是对内民主，对外霸权。它抓世界的时候很厉害。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快衰落了，但它短期内垮不了，为什么？它会且有能力排毒，排毒可以养颜。排毒就是转嫁危机。如果本身的内毒排不出去，它就要打仗。前面讲过，世界财富的转移是靠国家暴力完成的，现在再加一句，资本主义危机也是靠暴力排放出去的。 将资源比作水库，将地区经济比作吸水的海绵。原来世界只有北美和欧洲两大海绵。冷战后，以中国为主动力的东亚地区崛起。这样世界在水的总量（常规资源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世界吸水的海绵体却增加了东亚这一大块。美国是资源吞吐量大，必须泡在资源水池中才能存活的国家，但现在水池中的水不够它用了，他身体就出毛病。现在欧元出现且竞争力强劲，吸纳资金的“海绵”越来越大，再加中国持续崛起，这样世界常规资源将会在这三大经济体增长下严重短缺。如不降低资源消耗总量，这三大经济体必然要发生冲突，结果不是三方同时降低消费水平，就是有一方要被对手打掉。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是民主而非资源问题。但和平民主需要的不主要是学问而是资源。别说莱温斯基案件要花多少钱，就说中国农民要有了冤情，按法治程序说，应该打官司，相信国家，这没问题。但国家的官司也向他要钱，于是农民的态度就不取决于法治观念和民主程序而取决于经济收入，可现实中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只够买法治教材而不够打一场官司。如果打不起官司，那这位农民必定要选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但如果连这点费用也没有，那只有独自去冒险。市场经济，都讲成本。西方国家不怕，它有大量来自南方国家的高额利润回流。从生到老保证没事，出了事保你打官司有钱，这样社会就会稳定。中国农民打官司，低级法院不行到中级法院，可能到不了最高法院，作为原告的农民几乎要倾家荡产了。为什么恐怖主义在穷困地区有市场，主要是经济问题。理论和法律上规定的和能不能做到是两回事，解决问题需要资源。西方有巨大的资源来滋养，因此它国内民主发展就有物质基础。但前提是它必须牢牢地钳住世界资源。由于欧洲统一和东亚经济崛起对国际资源需求日益增长，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攫取更多地选择暴力方式。从年到年，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而每一场战争都与控制国际资源的目的有关。 但从政治考虑，目前美国还不会对欧洲采取行动，因为欧洲是分散的。同时美国也并不希望中国彻底分裂。它只希望中国最好像欧洲一样，相对分裂，各地来个“高度自治”，让中国各地政治内耗，从而使其不仅无力向海外索取资源，而且还需要外部干涉。从地区战略看，美国希望亚洲这几个大国处于相互制衡状态。因此中国不能太弱，还得帮美国拽着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如果中国彻底垮下去，亚洲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俄罗斯就会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填补这个真空。那样的话美国就吃不消了。只有亚洲大国相互都拽着，美国才可以在世界上获得利益。 与当年英国一样，中断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其经济垮台的前提。它强大的消费能力需要从外面大量吸收资源。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它毁灭的是整个世界，但是在有限的地区和时间内人类无法感受到这种结果。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没有办法。最终人类还只有从社会主义中找出路。我们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补一句，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
十、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 我们谈世界资源，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也要搞世界扩张呢？ 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并且我认为世界扩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我赞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中国永不称霸的外交原则。邓小平给中国定下的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中国发展定位在“地区性大国”的层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地区性的影响来实现的。我们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美国国务院从来不考虑国内的事。美国军事演习总是以世界某些大国为假想对手，以世界某个地区为假想战场。我们的军人看的是我们山海关、武汉、长江等，美国军人则是红海、巴拿马运河、关岛，冲绳岛等。未来中国的军人要有世界眼光，这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经验；未来的中国外交要从本土防卫政策向地区性守成政策转化，从内敛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积极防御政策转化，长期经营于亚洲，与邻为善，为中国百年国运打下深深的根基。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衰兴历程对未来中国是一面镜子。而研究德国，就不能不了解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俾斯麦。俾斯麦生于年卒于年，其生平几乎覆盖了整个十九世纪。俾斯麦青年时的德国四分五裂，而法国又在拿破仑失败后一蹶不振。这为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时机。年法国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上台，这对四分五裂的德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而年到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又使德国不得不面对来自俄国的压力。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张“铁血政策”，用王朝战争和国际交叉联盟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年他在与奥地利联盟和确保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中立后，向丹麦宣战，一举拿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基尔港。接着俾斯麦又与意大利结盟，确保法国中立，不顾奥地利的阻挠，年开始并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战争，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使当时的欧洲受到巨大的震惊。意大利枢机主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听到普鲁士统一战争胜利的消息时惊呼：“天塌下来了！”英国《旁观者》报评论说：“已经有三十个（！）王朝被扫到一边去了。两千万人的命运就此永远改变。世界政治已经面目全非。”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承认，德国统一是法国四百年来最大的不幸。“多少事，从来急”，俾斯麦并未因此停步，他估计德国统一后，德法战争不可避免，对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性格十分了解的俾斯麦，借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的时机，以优势兵力迅速深入法国，色当一战俘获拿破仑三世及其9万军队后，俾斯麦又乘胜挥师巴黎协助梯也尔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从法国获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获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从年至年，俾斯麦仅用了六年的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改变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卓然不拔的地位。 然而这还不是俾斯麦的过人之处。真正需要未来中国人学习和领会的是俾斯麦在胜利后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以及为了坚持其外交原则，他不惜与新皇帝决裂的精神。俾斯麦与当时大多数仍处在胜利亢奋中的德国人相反，认为德国胜利后的外交活动余地更加有限。他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攻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只有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攻击的可能。此外，根据历史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欧洲国家“只能容忍德国的实力强大到不至于触犯其自身安全为限”。年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此后他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立即在官方文告及议会演说中反复强调“除了自己继续保持安宁，在和平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外”帝国别无他求。在欧洲大国间，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维护俄德关系，稳定德、俄、奥之间的三皇关系。年德俄奥三国皇帝签订协定，声称一旦和平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则“无需寻求或缔结新的盟约，即可彼此进行协商，以求达成共同遵循之路线”。年俾斯麦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冲突的机会，拉拢意大利与德、奥形成三国同盟。年这个同盟又得到进一步续延。同年，俾斯麦又与俄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史称“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建立这些交叉结盟网络体系的目的是防止、限制、削弱法国复仇的可能性。年，在普法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在给当时德国驻巴黎大使阿尼姆伯爵的信中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法国让我们安宁，要防止法国——假如它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的话——找到盟友。只要法国还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危险；而只要欧洲的大君主国团结在一起，一个共和国对它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年俾斯麦对驻法大使霍恩洛厄侯爵发出指示：德国最关心的是，“法国在内部不要变得强大，对外也不要被看成强国，免得它争取到盟友”。德国统一并打败法国后，尽管德国拥有令整个欧洲生畏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曾强烈主张“铁血政策”的俾斯麦这时对武力使用却更加慎重。这时的他仅将强大的德国军力当作提高德国结盟砝码以及威慑潜在敌人的手段而已。他将军事置于政治之下，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限于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总之，俾斯麦担任首相职务将近二十年，他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争取在政治上出现除法国外，各国都需要德国的形势。而稳定四方的目的又是用较长时间巩固、消化德国—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
俾斯麦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国力迅速上升。十九世纪末，也就是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已超过英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国国内滋生了向世界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为此俾斯麦于年辞职。此后德国大规模扩军，实行海外扩张的政策。年德国陆海军人数为42.6万,到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9.1万,同期战舰吨位从0.88万吨扩张到13.05万吨。年，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次年从西班牙手里取得加罗林群岛、马利安纳群岛和帕劳群岛，年和英美签订条约并获得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年修建巴格达铁路直逼英俄中东利益，这强化了德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直接对抗。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新方针”引起了其他大国的警觉。年法俄两国建立同盟。二十世纪初英国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年英日建立同盟，年英俄在中东利益妥协，签订“英俄协约”。而与德国形成同盟关系的意大利也在年同法国签订秘密协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俾斯麦时期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荡然无存，德国与奥匈帝国已四面楚歌。年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在战争中全面毁灭；30年代末德国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又是德国被强力肢解。 德国这段历史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用的。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在国际问题上是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决不透支国力。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威廉二世与俾斯麦分道扬镳是德国的悲哀。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才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和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对俾斯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然而其国运兴衰却与其追求世界霸权的政策紧密相关。二战后欧洲的衰落极大地突出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受到严重挫伤。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进入中南半岛，企图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后国力开始在世界扩张中透支。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年下降为23%，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年至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到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此后，美国国力开始回升，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及年，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及中亚地区，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 今天的中国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相当于19世纪的英国。但美国现在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小布什上台后，在国际问题上更是一副“舍我其谁”的霸主姿态。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正因此，美国才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未来崛起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汲取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选择美国今天的称霸世界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高度浓缩老一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强国路线。十一、用公民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在国家制度创新目标的选择上，目前中国流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意见，但细想起来，似乎两种提法都不太科学。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指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它最初是由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要求之一。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领土的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作为主权国家参加联合国。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独立的和以前独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在联合国中占多数。在它们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从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确认民族自决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以89票对0票、9票弃权通过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项宣言确立了“民族自决权”为一项法律权利。年12月16日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年10月24日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年12月12日、年12月20日和年11月10日联大先后通过的有关民族自决的决议，都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民族自决权的国际实践和理论。 “民族自决权”也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内容。 民族自决权的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国家和选择国家形式的权利。当某一民族还在受外国奴役或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则是民族自决权，即有自主建国的权利，这也正是目前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建国事业的法理基础。但是当这个民族自决成立了国家，那么它原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在这时就已让渡并服从于国家主权，民族身份应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决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也自动让位于其自主选择的国家主体地位。这时原先的民族主义，就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完成了自我否定。这如谈恋爱结婚的道理一样，结婚之前，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这对个人称人权，在民族问题上则是“民族自决权”。谈恋爱时，我有权决定跟这个人结婚，或者跟那个人结婚。但一旦结婚，两个人权就经相互让渡而成为一个家庭权利，两个人的部分权利就让渡于家庭的权利。如要离婚，就必须要经过国家法律认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你可以单独，也可以与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一个国家，然而你一旦完成了这一选择，并得到国内国际的承认，这就意味着民族自决权已让渡于国家主权。如果你要与这个国家相分离，也必须经过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台湾的所谓“政权”是非法的。年它失去国内人民的承认，年它又失去国际承认。而失去国内国际双重承认，则台湾就没有“主权国家”的资格。如果说什么“政治实体”，政治实体更没有主权资格。 对此联合国文件也有相应的说明。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明确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xxiii]至于传统帝国扩张所造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自决权仅限于各民族的自治权（见《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联合国上述规定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又是民族自决权的让渡原则。这两大原则决定了在没有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和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与民族自决权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则是人权理论即“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论。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及欧洲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者的著作中，就曾有过“自然权利”的表述。人权作为一个实践和理论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封建特权提出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称为第一次人权运动。英国思想家洛克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法国思想家卢梭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发展成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天赋人权为主要理论依据，明确提出“人权”口号，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了人权原则，从而使天赋人权由理论上升为法律，后遂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年联合国成立，维护人权作为宗旨之一列入《联合国宪章》。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权的基本内容，使人权成为国际法原则之一。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指出，“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年，联合国通过了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两个公约一方面用法律义务的形式肯定了《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权规定，同时在内容上较《宣言》前进了一步。规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从这些人权发展的历史及相关文件看，人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微观形式，是个人的自决权。尽管人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但在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中也是被放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个人权利及其相关责任中考察的。比如，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要求“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权利”，[xxvii]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责任联系在一起。[xxviii]值得注意的是，《公约》将个人权利纳入“公民权利”范畴来考虑，这意味着个人权利首先是对居住国负有责任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属于公民权的范畴，而不是与公民权相对立的范畴。 人权也包含其自我否定的内容。人权的基本原则是“人民的自决权”。这与民族自决权一样，自决一旦自主实现之后就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象负责。在人的“自决权”未确定选择对象之前，你可以选择部落生活，也可以选择国家生活。不管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一旦你的选择完成，你就必须为你选择的群体效忠。一旦你选择了国家，你的身份就不再是绝对自由的个人，而是国家公民。公民对国家有纳税义务，其原先的自由选择权利这时则转化为对国家效忠前提下的自由权利，公民权成了约束人权的形式，背叛国家的公民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原先的绝对私有财产这时通过向国家交税也转化为相对私有财产。公民在成为纳税人的同时，也获得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公民在担起依法纳税责任的同时，国家也担负起依法保护公民的责任。这意味着个人的“自决权”已通过向国家主权的让渡而转变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如果某届政府没有按宪法保障好公民的权利，你可以对某届政府有意见和提意见，但不能背叛国家，除非你另选国藉。现在还没有哪个文明国家不承认公民自由选择国藉的权利。 这样看来，现代国家主权是高于民族自决权与个人自决权即人权的。因此，不管是民族自决至上的民族主义还是人权至上的自由主义，在个人的和民族的自决权被自主让渡给国家主权之后，它们便在法理上失去了主体的资格。国际政治中，目前只有国家具有以主权的名义与他国交往和正式参加联合国的资格；国内政治中，在国家选择确定后，国家居民的民族或个人的身份就统一于公民身份，国家公民不再首先以自由民族或自由个人的资格而是首先以公民的资格参与国家事务。从这些意义上说，中国国家制度创新的目标，既不应是民族主义国家也不应是自由主义国家，其科学的表述应是公民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民族的和个人的“自决”自由已融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中，民族和个人身份已融于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融于公民国家主义。“公民国家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家主权为依托并统一于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统一。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无疑，完成从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国家管理体制向现代法制国家转变，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而将国家居民的个人、阶级、民族的身份融入统一的公民身份，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重要阶段。总结好这份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十二、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上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作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一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回湖南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dewey,-)。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年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过三十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三十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弃，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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