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峰，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董咚，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本文分三个部分从医学技术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近年来悄然兴起的生殖领域内三种基因检测技术:产前基因检测，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筛查技术，以及新生儿基因筛查。文章首先追溯了人类学界对选择生殖检测技术研究的历史渊源。其次，介绍了三个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基本路径:一、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浓描;二、对“技术希望”和“个人选择”叙事分析;三、以技术为主导的生物医学知识的(再)生产过程的展示。最后论述了基于欧美语境的人类学案例研究对我国相关基因检测问题的借鉴价值和启示。
基因检测；选择生殖；人类学
近年在生殖和新生儿领域内兴起的各种筛查和基因检测技术引起了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以及生命伦理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人类学学者将这些技术统称为选择生殖技术(SelectiveReproductiveTechnologies)。本文试图从科技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解析选择生殖技术特别是基因检测技术的文化意义。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人类学生殖技术研究的传统;其次，以民族志田野研究为例来阐释筛查技术中所隐含的文化预设和基本理论框架;最后，简单叙述人类学家在生殖领域基因检测研究中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以及可能的贡献，并讨论这些研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启示。
一、人类学对生殖领域检测技术的研究起源
人类学对各种检测技术在生殖和新生儿领域内应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民族志对各种文化中选择生殖领域的探索。例如，很多社会在历史上普遍存在杀婴、溺婴、弃婴的现象;而流产、引产等产科技术的发展，配以各种产前筛查和基因检测手段，使得可能有出生缺陷的胎儿也成为常规性选择生殖的对象;近年来，新的生殖技术(例如，人工体外受精，invitrofertilization)又让精子、卵子、和胚胎体外的检测成为可能。
人类学的开山鼻祖马林诺夫斯基于20世纪早期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Islands)所做的民族志中就有关于为孕妇进行洗浴仪式的记载;这一仪式的目的就是希望求得“正常形态的胎儿”。玛格丽特·米德研究萨摩亚的时候记述了制约孕妇行为的种种禁忌;而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南希谢伯-休斯(NancyScheper-Hughes)则发现生活在巴西贫民窟的母亲会将孱弱并患有疾病的新生婴儿称为“天使婴儿”，出于贫困和其他各种原因而主动放弃对他们的照料。中国古典文献中所记载的求子仪式和胎教实际上也是某种选择生殖技术的运用。
总之，古今中外，人们期望能够采用某种技术手段干预胎儿发育并使其按照预定方向成长并非什么新生事物。但是以往的技术一般只能在出生后使用，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判定婴儿的基本形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B超技术广泛应用于产前检查中，这就将尚在母亲腹中的婴儿转化为选择生殖技术的检测对象。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B超让对胎儿的性别选择成为可能，继而产生了因为性别而堕胎的社会问题，于是禁止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法规也应运而生。年之后，新一代基因检测技术，比如羊水穿刺和绒膜绒毛取样，使得检测胎儿基因缺陷成为可能，因基因缺陷而终止妊娠的情况也普遍被社会和立法者所接受。与此同时，辅助生育技术(assistedreproductivetechnology，ART)的发明，使得新的生育领域迅速进入了“科技时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第三代辅助生殖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诊断(preimplantationgeneticscreening/preimplantationdiagnosis，PGS/PGD)技术，被运用到辅助生殖过程中。这种诊断/筛查方法在胚胎植入体内之前，就对胚胎进行生物活检和遗传学分析，然后选择无遗传学疾病的胚胎植入子宫，并由此获得正常胎儿。对受精卵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创新的发展，使得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父母可以选择“完美”的受精卵，而无需等待受精卵在母体内成熟后再做检测。生物医学技术“预见未来”的精确性进一步提升的同时，带给受众的文化、法律、伦理困境和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也日益剧增。
上世纪90年代，纽约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雷纳·拉普(RaynaRapp)对美国产前羊水穿刺检测的社会文化研究开启了人类学生殖领域对各种基因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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