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站内主题#人类学碎片#
同时收录于主题#美好百科伙伴篇#
WorldsBestProfessionalJokes这本书里收录了这样一个笑话：
两个人类学家坐飞机到南海岛屿群去研究当地人。他们到了两个相邻的岛屿各自工作。几个月后，其中一个乘独木舟到另一个岛屿去拜访他的朋友。到了那里，他发现另一个人类学家站在一群当地人中间。“向你致敬！工作还顺利吗？”拜访者问。
“炒鸡棒！”另一个人答道。他声称发现了一个关于当地语言的重要事实，并开始演示。他指着棕榈树问，“那是什么？”当地人齐声回答，“Umbalo-gong！”他又指着岩石问，“这个呢？”当地人又回答，“Umbalo-gong！”
他骄傲地跟来访者说道：“在他们的语言中，棕榈树和岩石是同一个词。”
“太惊人了！”来访者惊讶地接道，“在我工作的岛屿上，这个词意思是食指。”
看懂这个笑话没？
在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个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之前，人类学研究就已经开始了。航海家、教士、海盗、商人们来往于世界各地，在一些土地插上自己的国旗，在航海日志、教士的笔记本中记录当地人的奇风异俗，作为在上流社会夸耀自己冒险经历的标本。
这些记录激起了一些人的学术兴趣。这一类人的杰出代表是RichardFrancisBurton爵士。这位仁兄的头衔之多堪比陈光标（Englishgeographer,explorer,pastrychef,translator,writer,soldier,orientalist,cartographer,ethnologist,spy,linguist,poet,Egyptologist,fenceranddiplomat）。据说他会29种语言，四处旅行，并且是英文版《一千零一夜》和《爱经》的最早英文译者。他还是一位小黄书爱好者，四处搜集翻译出版各国的小黄书。
可是不幸的是，年英国淫秽出版物法案通过，面向公众出版和销售这些小黄书变成了违法。爵士大人只好组织了一个俱乐部：性爱圣典协会（KamaShastraSociety），与同好们一起红袖添香读黄书。
据说，这位仁兄实在是太喜欢做爱这件事了，每到一个地方旅行都要仔细观摩一番，还要测量一下各个人种小弟弟的长度。我猜他应该是对自己的长度十分满意，不然这种行为不会持续很久的，男人嘛。
这段时间伦敦成立了很多跟人种相关的协会。年，土著人保护协会在伦敦成立，这批人都支持废除奴隶制。后来其中有一些人突然诞生了搞学术的二逼想法，于是年（也有说年），伦敦人种学学会从土著人保护协会中独立出来（插一句，巴黎人种学学会和纽约人种学学会分别是和年创立的，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啊）。
但是，伦敦人种学学会秘书JamesHunt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种族主义者，与学会元老们在社会进化这个议题上的态度迥然不同。于是，因为政治立场和兴趣的分歧，他带着一批支持者又建立了独立的伦敦人类学学会（对不起三个学会的名字有点饶了）。人类学学会的这批人既同宣扬人道主义的人种学家对立，也同新近的达尔文主义者对立。
年，ThomasHuxley领导的人道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联盟取得对Hunt的胜利，并采用人类学术语，将其纳入统一的组织中——即后来的皇家人类学协会（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
这个撕逼的过程包括了废奴、公共出版法、学术团体的互相攻击、达尔文主义的兴起……所以实在是很复杂，全部说清楚一定会让人脑子瓦塔的。但这段历史也说明了民族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上升的过程。
另外，民族人类学起初的鉴定并不清晰。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仍旧将民族人类学定义为自然史的分支，到年，又将民族人类学划分到了地理学范畴。其实，当时的人类学者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有些人喜欢冒险，有些人喜欢研究语言，有些人想知道人类是怎么来的，有些人想知道小丁丁是如何分类的。大家在一起玩耍，玩着玩着，就玩到托雷斯海峡去了。
年和年的两次托雷斯海峡考察，是人类学诞生之后，第一次大规模跨学科的田野考察活动。参加者有地理历史学者，生物学者，医学生，中学老师，他们用各自的Buff凝聚了整支队伍，在打野时收获了很多装备，哦不，是学术成果——比如里弗斯的系谱法等。
在小伙伴们愉快地玩耍时，整个英国在超级女王维多利亚的带领下，也愉快地走上了世界第一强国之位。国旗插得多了就不好管理了。于是，在人类学家的强烈要求下，英国政府派遣人类学家培训赴任官员，参与当地社会调查，担任顾问，或者担任行政职务这件事也就变得日益正常。
写过《安达曼岛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的拉德克里夫布朗，和牛津大学人类学谱系祖师爷普里查德各自的田野点选择也是基于这一点。当时，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努尔人部落经常发生械斗。英国人很疑惑，都穷成这样了，斗什么嘞。
普里查德在努尔人聚居地待了几个月，在被努尔人反复欺骗之后（他在书里非常郁闷地提到经常有努尔人来他的帐篷里蹭烟抽，顺便回答他的问题。过几天当地人再带亲戚朋友来看他，问他你真相信我上次跟你说的话，普里查德很真诚地说是啊，怎么了呢，他们就哈哈大笑告诉他真是一个傻孩子，上次说的都是骗你的。），他终于弄懂了为什么这帮哥们要打架，因为他们有世仇制度和丁卡部落对立。而且，战争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啊。
到了这个时期，人类学总算有点眉目了，至少分类谱系，到当地去，亲属制度研究，等等都已诞生。但是还缺少足够经典的著作来为后人设立标杆，于是，马林诺夫斯基同志出现了。
他是一个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宣布波兰为敌对国，开始驱逐波兰人，小马同志只好逃到英国殖民地特罗布里恩德岛漂泊了两年半，等待战争结束——他就是以在那里生活的经历写成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两本书。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在书中塑造的那个勇敢的白人男性人类学家的形象也就成了人类学家最好的标志：热情、语言天赋极佳、具有领导力和洞察力、沟通能力强，搁现在，一定是4A副总以上。小马的魅力是很强的，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正是通过人类学的学习，让他走上了独立运动的道路。
小马是第一个发现库拉圈制度的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有两种宝物：
一种是项链，一种是手镯。
两种宝物在贸易中有各自独立的交换方向，一种逆时针，一种顺时针。
交换者不能长期持有宝物，在持有一段时间后，必须交换出去。
这就构成了一个以两种宝物为纽带的贸易圈。这种贸易方式的发现显然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假设：赚钱或获取使用价值的原则，因为库拉圈交换中最受重视的是宝物带来的荣耀和传奇性。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以德国地理学派传人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开始不停地进出印第安人部落，恨不能把印第安人全部3D打印成标本放进档案馆。乔建曾记录了一个笑话：拿瓦侯人调侃人类学家说：“一个拿瓦侯家庭通常包括母亲（拿瓦侯族是母系社会）、父亲、子女和一个人类学家。”
当对某些地区比如祖尼人聚居区和阿美尼西亚人居住区的调查已经非常深入时，整个学科的发展似乎受到了限制。有些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前人的研究是否恰当，是否一定只能研究原始文化。他们的研究好像总是和过去的、陈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现实中纷繁复杂的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村落中的农民运动、文化共同体的变迁等与他们好像隔着一个世纪。人类学的分化和演变逐渐展开。
给古典人类学最沉痛一击的恰恰是马林诺夫斯基。小马去世后，遗孀马太太精心整理了小马的日记，于年将其正式出版。在日记里小马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在田野中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大量使用灌肠剂和注射用三氧化二砷）、性爱的缺乏与孤寂，他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居民的厌恶与轻蔑（他在日记中对岛民的称呼是黑鬼），以及他并未如其所说的那样与欧洲人士完全隔离（他经常到先于他一个世纪前往岛群的传教士家里去做客）——虽然他在这一点上对后来的人类学家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民俗志书写中出于本文化立场的歧视和矛盾心理。
日记出版之后，人类学家们纷纷暴走，指责马太太破坏了人类学和人类学家的形象。为日记写作前言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Firth）很隐晦地表示这本书只是人类学史上民俗志书写的草稿。而伊恩?霍格宾（IanHogbin）认为弗斯太客气了，这本书的出版对谁都没有好处，把这本书从波兰文翻译成英文并出版这件事本身，将成为出版史上的一个谜。人类学家的傲慢由此可见一斑。
当田野地点的选择、伦理上的正当性、事实挖掘基础上的理论生发统统出现问题时，人类学突然变得一片混沌。这时，列维施特劳斯出现了。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是学法学和哲学出生，且讨厌旅行。这样的大神跑去搞人类学也是够了。不过，这名大神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人身上。
在《忧郁的热带》中，他花了整整一章去讨论巴西卡都卫欧人的纹面习俗，讨论图案的对称性。他讨论图案、神话、亲属制度、原始思维中的分类，就是不讨论人。可以说，他感兴趣的绝不是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群体如何生活，而是那些不断出现的现象。
在巴西，他组织了一群人带着牲口和当地向导向丛林深处跋涉，去寻找真正原始的部落。在这几个月中，他被向导骗，被牲口戏弄，丢东西，生热病，最后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物资耗尽，只好返程。
途中，他碰巧遇到了一个经过的部落，部落的人在他的周围跳起神秘的舞蹈，身上的纹身非常精致而独特，列维施特劳斯很想了解他们，却发现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他迷茫了，最终他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要做的绝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精通土著语言文化的人，而是不断在漂泊中追寻文化的普遍意义，那些不断出现的“结构”。
他说：“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视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与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长久的时间；由于曾经经历过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环境改变，使他染上一种长久不愈的无根性……”这种兴趣与其说是人类学，不如说是文学和哲学的。
文化或许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对文化的分类和结构分析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别的问题，比如，有些人类学家虽然打着反对文化进化论的旗号，可是作品的逻辑分析起来，还不是进化论那一套。比如，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方面把青春期问题放在普遍意义的尺度来分析，一方面把萨摩亚塑造成未受污染的文明前圣地，好像萨摩亚的生活方式真的可以引领现代文明反思似的。拿热裤、冰激凌、游泳池、高中篮球队员、拉拉队训练去换村里的宁静忧伤的青春期你乐意吗？搞清楚文化在何种角度是可以比较的，背后是否有隐含的结构或功能，这项工作在施特劳斯那里成为一种哲学，然后一路向下，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高度了。
也的确是从列维施特劳斯的时代开始，人类学变得更具有包容性，虽然对人类学认识论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田野调查这件事，从获取资料的某种方法，摇身一变，变成了某种有象征意味的仪式。就好像上大学，不抽烟喝酒吸大麻开派对野蛮驾驶就不叫上大学。
奈吉尔·巴利（NigelBarley）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记录了这种仪式的种种尴尬。他发现北喀麦隆有一个山地部落多瓦悠人还没有被人类学家染指，于是拿着从档案馆查来的一点资料，一份错误百出的词汇对照表和行李就去了。之后就是漫长地跟海关和各色政府机构撕逼的过程，其过程之艰辛，简直堪比在北京给孩子上户口。好不容易到了田野地，发现当地人根本不再说多瓦悠语。他老是说错话，把“我家正在煮肉”说成“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做爱”。他被迫每次进城都带上全村人，因为，在多瓦悠人看来白人是相当于主人，而主人是不能拒绝仆人的要求的。
另外，他还很苦恼，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一无所获，仅有的一点线索几乎都来自酋长和他的助手，而正式出版的人类学著作中是绝少提到有这种角色存在的。于是，奈吉尔·巴利也陷入了深深地迷茫中：这种仪式真的有必要吗？我能从研究一个偏远部落得到什么？他们的亲属制度、语言、仪式体系都在变，而且，可能也不会跟另一些山地民族有明显差异，研究他们是为了什么？可是批经费的基金会喜欢啊。这位同志在著作里还提到有些女人类学家为了获得资料，选择了跟当地人发生性关系，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了，他的朋友还对他的性别表示了遗憾……
人类学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如今，一个人可以打着人类学旗号来干很多事，开市场调研公司（安定门花园胡同的“青年志”）、拍纪录片（民俗志电影）、研究国际体系（沃勒斯坦）、写文化批评（作为文化阐释的人类学），或者当记者写特稿（谁能说写谜男的尼尔?施特劳斯的书不是田野调查报告）……大家愉快玩耍的背后，是过去一百年中极速变化的世界。而人类学家们想做的就是切片、保存，最后再次基础上再现和比较曾经出现和正在变化的文化现象，只是他们到现在仍然在争辩这种比较究竟应该放在多长的时段上才比较合适。所以人类学的学生本科加入辩论队是极其重要的。
文/张彰（微博ID：不靠谱的小家丁）
喜欢在夜店思考问题，看书时躁动不安，写东西时大开脑洞，洞洞开洞洞开，开到人类学，日本史，亚文化，还有B-52……
*关于十五言：
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联盟，里头有人喜欢美食，有人研究艺术史、有人观星、有人航海，有人一周五天泡话剧，还有人是情色大师、半吊子的乐评人、不务正业的品酒师...我们输出的内容也会千奇百怪，甚至有些冷门。但保证都是知识的文艺范儿，也保证你在别的地方都看不到。
好了，上次推的那篇啤酒实在是太太太受欢迎了，所以今天谈了人类学的严肃话题，中的轻松八卦，为这个需要工作的周日庆祝吧。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xizq.com/smyms/18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