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
本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第二章为民族志与解释人类学，第三章为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第四章为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第五章为人类学回归于文化批评，第六章为当代人类的两种文化批评方法。第七章为结语。
第一章，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作者所谓之人文学科，包含的远比传统的社会科学广泛。开篇即讲到，在“当今时代”，过去那些用抽象、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并依此来界说学术研究的宗旨这种观点，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23页）。首先，提到了克利福德·格尔茨，格尔茨对于当今学科的发展，没有分析学科进退维谷的困境，在其论文《模糊的文体》（b）之中说：当代学术的发展趋势，是学科之间观念与方法的流动性借用。这种借用，作者例举了文学批评家ElizabethBruss的《绝妙的理论》与Lentricchia年的论文。除此之外，法学（Livingston）、艺术与建筑学（Jameson）、社会学理论（Giddens,）、新古典经济学（Hirsch;pioreandSabel）、哲学（Ungar,;Rorty）、人工智能以及自然科学方面，都面临着这一些极具挑战的学科危机。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也指出了“叙事危机”。在美国，帕森斯的战后理论一度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宏大的理论终究趋于瓦解（见《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中米尔斯的批判），二三十年代之进化、自由放任主义以及革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批评。
实际上，现代的表述危机，是一个理论的转变过程，海登·怀特（HaydenWhite）的《元历史学》（）也体现了这一变化。在怀特所认为的三种可供选择的不同方法：罗曼史、悲剧以及喜剧，都是建构历史和社会理论所使用的策略（该书倒是可以作为读本）。在民族志领域，弗雷泽的《金枝》（悲剧）、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悲剧）、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喜剧）等都是对理论的建构方选择了不同的表述方式（悲剧或喜剧）。怀特认为，19世纪的编史学，是从罗曼史到悲剧再到喜剧的过程，20世纪，并没有再如此循环，呈现出的是更为现实主义的描述方式和反讽或游离其间。如格尔茨、克罗齐等，如今我们不回避，而是使用、拥抱、利用。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社会理论的内容变得政治化和历史化，制约性条件也变得清楚起来（34页）。因此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出现了如吉登斯《社会学方法新规则》（）、《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行动结构和社会分析的矛盾》（）、古尔德纳《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伯恩斯坦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构》（）、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纲要》（）等一些关于社会理论的通论性著作。学科的表述危机，同样存在于人类学学科内部，范式权威的缺失，也表现在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上。而这一转变，首当从以格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谈起。
第二章，民族志与解释人类学。接着第一章提出的表述危机，以及人类学范式权威缺失和“解释人类学”的兴起。本章开篇即讲到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发展脉络。作者不否认，泰勒、弗雷泽、涂尔干、摩尔根都是杰出的学者，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为20世纪关于人类学的风格、研究范畴和主题争论设立了议事日程。20世纪30年代，起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职业化，大学里进行了专业分科。人类学作为新兴的“暴发富”学科，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学科位置，而使得人类学成为一门独一无二的学科（或者可以通俗点称之为人类学的看家本领），就是民族志。随后，作者阐释了民族志的研究过程，并指出，将马林诺夫斯基奉为民族志方法创始人的人类学家，其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开篇就讲到了，民族志方法，将在英美大学人类学系里成为职业化实践。按照作者的理解，人类学从开创之初，就已经预示着它将系统描述整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看成自己的任务。
随后作者接着指出了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方法，文化相对论（美国）以及功能主义（英国）。民族志的作用由此不断的凸显其在于人类学学科里的重要作用，但是，人类学理论依然含有“普同主义”，所以和第一章描述的许多学科一样，也同样出现了表述危机。随后，该书从解释人类学的出现，以及解释人类学的修正、实验民族志写作的精神实质与视野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解释人类学受到韦伯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结构和转换语言学、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阐释学等共同影响，应运而生，从20世纪20年代的班德利尔（AdolphBandelier）、库辛（FrankCushing）《文化模式》）、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法国结构功能、帕森斯等先驱的理论之中汲取土壤，60年代，在帕森斯所在的社会学系里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格尔茨和斯耐德，成为解释人类学的先驱，而解释人类学也成为60年代，人类学内部的三种批评之一。
其他两种批评的第一种，早期的有如包文（Bowen）、卡萨格兰德（Casagrande）、查格农（Chagnon）、高尔德（Golde）和梅伯里-路易斯（Maybury-lewis）等的作品，但是只是隐含了批评，并不作为方法论存在。相反，如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马林诺夫斯基《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或也可以算是对人类学崇高使命的一种致命抨击）等都充满了揭露性质。第二种，即是批评人类学在处理历史情境和政治经济问题时所标出的迟钝与无能，批评人类学的学理和研究程序。这一类如英国的《人类学与殖民地的遭遇》（TalalAsad主编，），美国类似有《重构人类学》（DellHymes主编，），但是并未发挥太大影响。哥伦比亚大学为研究基地的“唯物主义人类学”（历史主义和政治经济旨趣），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是激起了批评。60年代后，实验民族志不再固于原本的“模式”，而是趋近于一种实验民族志写作，跨越现存民族志文体局限，描绘出更全面、更丰富的异文化经验图景。
第三章，传达异文化的经验：个人、自我与情感第三章，作者主要围绕了“人观”进行解读。描述文化之间根本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是在围绕人观概念进行考察（71页）。传统意义上，人类学家对传统工具性媒介进行研究，捕捉文化特性，如对公共仪式、符号化的信仰系统、风俗、家庭或社区之结构等等。而如果人类学不再依赖此类特性，就必须将人观置以高位进行考察。人观，是对“民族中心主义假设”的抨击，路易斯·杜蒙特就指出，人生来不平等的文化假设，在诸多文化之中的都存在。莫斯、弗洛伊德对人观和嵌入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式中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原动力关系都有进行论述。格尔茨《巴厘社会中的个人，时间与行为》（b），韦伯的学生舒茨，对人观、不同人类型也有过探讨，同时，施耐德的亲属制度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思考，实际上，关于人观的著作，所表述的是人的现实经验的文化差异（75页）。随后，作者从心理动力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民族志诗歌、电影和小说等四个方面对此论题进行了阐述。
心理动力民族志作者认为，到80年代前后，心理动力民族志成为一种实验民族志。按弗洛伊德的研究，我们可以寻找出社会关系的有意识理解与无意识或“深沉结构”动力学两者之间的系统关系，以及从意义模糊的象征推论出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化逻辑模式。此后，作者认为有三种民族志著作提出了革新的新方向。其一是罗伯特·莱维的《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其二是奥德·柯累克（WaudeKracke）的《力量与劝服：一个亚马逊印第安社会的领导权》，其三是奥贝耶斯科尔（GananathObeyesekere）的《马渡莎的头发：关于个人象征符号与宗教经验的一项研究》，作者分别对三种心理动力民族志进行了解读。
现实主义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倾向于依据大众常识世界（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被研究的异文化）来推导其基本分析框架，这种可能具有的内省精神和自我批评意识，实际上只限于使其有利于对遥远的研究对象的单向度解释。20年代由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造、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民族志文本传统，是为现实主义文本的构成。而这种专题的以功能主义与田野工作结合的描述结合物，在40年代后出现了转折，并以普理查德的《努尔人》、特纳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连续》为代表。随后，作者列举了生活史、生命周期、仪式、艺术文体以及戏剧性冲突事件等五个民族志框架，阐释现实主义民族志的转向和发展。
生活史：作者例举了马尔国丽·索斯塔克（MargorieShostak）的著作《妮莎：一个昆布须曼妇女的生活于言辞》（）、文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Crapanzono）的《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形象》（b）。
生命周期：作者例举了米歇尔·骆萨多（MichelleRosoldo）的《知识与激情：伊龙哥特人的自我概念和社会生活》（）。
仪式：作者例举了文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Crapanzono）的论文《重返仪式：摩洛哥人的割礼》（a），并提及凡·吉耐普（VanGennep）和特纳，分析爱德华·斯费林（EdwardSchieffelin）的《寂寞的悲哀与舞者的烈火》等。
美学文体：作者例举了约翰·切尔诺夫（JohnChernoff）的《非洲人的韵律和非洲人的感受》（），查尔斯·克勒的《提夫人的歌》（），斯特文·费尔德的《声与情》（）等。
戏剧性事件：作者例举了布拉德·索尔（BraddShore）的著作《萨拉伊鲁雅：一个萨摩亚人的神话》。
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作者开篇即讲，现代主义民族志实验文本，是结合民族志研究情境中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不同透视点而发展起来的，而且，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有的强调民族志作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有的力图使读者卷入分析的工作中去（页）。所以，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强调作者与报道人之间的对话，文本的篇幅也会充分给予被研究者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在现成的数千种修辞手段之中，作者例举了：对话、话语、合作文本以及超现实主义四种。
第一种，对话。作者例举和分析了阿伦诺·博文（ElenorBowen）的《重返笑声》（），让·布理吉（JeanBrigg）的《不用生气》（），保罗·列斯曼（PaulRiesman）年出版的著作，卡洛斯·卡斯坦尼达（CarlosCastaneda）的系列著作《唐璜》，柯文·德耶尔的《摩洛哥对话》（）等。
第二种，言语互动的修辞（话语）。作者例举了法弗雷特-萨达（J.Fvret-Saada）的《致命的言语：博卡吉人的巫术》（）。
第三种，合作文本。作者例举了乔治·亨特（GeorgeHunt）与弗兰兹·博厄斯的合作，指出了报道人与人类学家的合作传统。并例举了拉尔夫·布尔麦尔（PalphBulmer）的《我的卡兰乡村之鸟》，多那尔德·M·巴赫（DonaldM.Bahr）、朱安·格雷格里欧（JuanGregorio）、大卫·I·洛佩慈（DavidI.Lopez）与阿尔伯特·阿尔瓦雷兹（AilertAlvarez）的《皮曼人的萨满信仰》（）。
第四种，超现实主义。以文森特·克拉潘扎诺的著作《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b）为代表。
关于民族志诗歌、电影及小说作者分别从诗歌、自己的文学作品创作（如《关于整体的专题论文集》）、影视媒介、民族志小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四章，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第四章是涉及政治经济问题的民族志，这一类民族志最为白癜风医院哪里好儿童白癜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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