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和《萨摩亚的成年人》读后小感
按照米德的理论，人性是可塑的，人格气质与性别并无多大关系。阿拉佩什男人和女人是相同的“女性气质”，蒙杜古马男人和女人是相同的“男性气质”，德昌布利男人具备“女性气质”，女性具备“男性气质”，由此得出两性人格差异是社会文化造成的结果，而并非是男女生理结构的差异，三个不同部落人呈现出来的不同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与他们的文化有关。
米德给出的是文化决定论。所以，读完之后我更多思考的是文化对孩子的影响，在我们想塑造什么样的一个孩子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准备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家文化？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家部落氛围？我们希望不以社会的标准强行评判甚至压抑孩子，去发现他们浑然天成的天赋气质，让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在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家文化不能趋同时，我们又该怎么给孩子做好引导，营造出我们想要的文化？
读完《三个原始部落》，也翻了另一本《萨摩亚的成年人》，米德在其中有关于青春期的诠释，她给出的观念也是跟文化制度的塑造有关。
对于青春期，西方有理论将青春期的描述为理想主义萌生、对权威的反叛与日俱增的时期，认为这一时期年轻人所遭际的困境和内心的冲突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在情绪上是不稳定的和易罹病的，他们把青春期定义为，人生中充满心理突变和动荡的危机难关，或新的诞生。
而米德，她首先就抛出了“使我们的青少年骚动不宁的青春期危机，是归咎于青春期本身的特征？还是归咎于我们西方的文明？”在萨摩亚观察分析了50多名当地少女（13-20岁）后，她发现，在萨摩亚青春期的男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危机或压抑，相反，他们却有条不紊地发展了一系列日趋成熟的兴趣和行为，姑娘们的头脑不因任何冲突所烦恼，也不因任何不着边际的雄心大志所惶惶不可终日。
她认为对萨摩亚年轻人来说，青春期不是一段不可避免的苦难时期，也不是生命历程中充满理想主义、反叛和压抑的时期。究其原因，在于两种文明的不同。米德分析了七大原因，其中我有感触的几点，一，萨摩亚人普遍的随和性：“整个萨摩亚社会充溢着的那种普遍的随和性”，人们出生不久就学会了“既不对任何人过于关切，也不对任何人寄予过高的希望”，“对萨摩亚孩子来说,性交、怀孕、出生、死亡，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第二，萨摩亚人的儿童早期环境中存在着许多有利于保持精神平衡的因素，大人对儿童没有严格的要求，“他们对任何冲突、任何过于强烈的情境都能顺利回避”。一个女孩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是“毫无痛苦的”。“在一个没有感情强烈撞击的地方，青春期的姑娘是不会受到任何过于强烈的心理折磨的”。第三，萨摩亚人不禁锢关于性和生死的知识，少年们直接或间接地掌握了这方面的详尽知识。“性的价值就在于性行为本身，任何用性来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束缚在一起的企图都为人们所鄙视，并认识到性吸引实质上是不受个人感情因素左右的。”第四，萨摩亚人并不把工作和娱乐截然分开，从不认为工作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令人厌恶，或仅仅看成是大人的事。他们不把娱乐看成是人人享受的活动，或儿童的主要兴趣所在。第五，萨摩亚人没有一种在生活中进行重大选择的压力，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性活动或结婚，人们多没有紧迫的时间感。西方人在青春期发生了心理危机，这主要归咎于西方文明对青少年所提出的期望和要求，归咎于社会变迁、归咎于教育制度的弊端。
再回到三个原始部落，作者强调了人性是灵活的，生理性别并不会影响一个人未来的社会角色的性别，也就是说，生理性别可以是固定的，但社会性别是可以探索的，人不设限，每一个差异都值得珍视，都应该受到保护。同样，对于我们的孩子，不论性别，不设标签，应该看见和发挥他们的天赋气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应该受到鼓励。孩子的青春期，妈妈们的更年期，这些都不重要，都是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到来而已，比担心和考虑怎么应对更重要的是应该思考如何建设好属于我们的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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