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透彻地理解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我们还有必要探讨一下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影响。美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外交思想的影响，而在各种思想中，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
(1)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学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萌生和壮大的，而且它还产生于美国外交中。威尔逊主义就是其代表。理想主义的要义就是从道德观念出发，认为理想或精神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决定一切的。显而易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理想主义这里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不过，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不重视基本国家利益。
作为理想主义对立面的现实主义，把人性及其需要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权力与利益作为国家之间政治的核心内容。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更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所以，它产生后，一直主导着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
然而，现实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道德观念。基辛格认为，“责任心显然是美国历史的遗产。”不过，理想主义将这种“责任心”过分夸大，进而掩盖了美国的利益，走到了“利他主义”的歧路上去。他还认为，理想主义并不是不能要，而是应该使“我们的理想主义更有现实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承认:在抽象概念和具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现实主义总是摒弃抽象概念而坚持具体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是承认“抽象概念”的，只不过与“具体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罢了。
其实，在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与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本身就寓于国家利益之中，政治本身就包括着道德的内容。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非常恰当地阐述了美国外交中道德与现实的关系。他说:“规定了美国‘道德’外交内容的民主和人权原则可以不与现实政治的利益相矛盾”，“在人权和现实政治之间做出有效选择的两难处境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
历届美国政府都很好地处理了“政治人”与“道德人”的关系，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维护美国眼前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也尽可能地传播、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个人背景下有所侧重罢了。正因为这样，美国外交中经常出现似乎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角色错位的现象: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有时变得非常现实;而被看成是典型现实主义者的人在某些问题上又非常执著地坚持美国的价值观。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参加第一世界大战、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方针，却是在威尔逊的利他主义的旗帜下实现的。“号召美国参战时他不提自私的国家利益，而是表明美国别无所求，只是为维护原则而战。”而此前，西奥多。罗斯福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旗帜，号召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却没能奏效。
当然，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高举道德大旗，完全是一种手段，是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寻找借口。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客观。基辛格对“道德借口说”做出了这样的批驳:“美国若不是真心信服它所代表的最深刻的价值和理念，也无从坚持这个政策(指遏制苏联政策)历40年，并且付出严酷的代价。美国政府许多最高等级的机密文件，自始就无意发表给公众知晓，它们却往往弥漫着道德色彩，可以说为这个说法作见证。”
冷战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就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争论，尽管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同，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很大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美国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优越性，强调美国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就是博采了众家之长，被认为是已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新现实主义，也坚信美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
(2)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思想。孤立主义曾使美国深受其益，得以在立国初期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乱，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孤立主义是国父乔治。华盛顿确立的政策原则。有的学者认为，孤立主义曾指导了美国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期的外交政策。美国自年后才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其标志是“杜鲁门主义”的产生和北约成立，即美国正式与西欧结成军事同盟。特别是年6月10日杜鲁门在密苏里圣路易斯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了否定孤立主义的观点：“孤立主义是通向战争之路。更糟糕的是，孤立主义是在战争中走向失败之路。”不过也有人认为，从本世纪初开始，即“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美国就开始向奉行国际主义转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基辛格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使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关键人物。
其实，不管美国何时放弃孤立主义而奉行国际主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美国的孤立从来就不是与外界绝对隔绝的，孤立是相对的。罗伯特。帕科特认为，“就历史来看，我们的国家利益——就防卫安排这个意义上——是不断扩展的。它们从美国大陆延伸到加勒比海，又到整个西半球，到西欧，到我们的太平洋属地和盟国，并且，至少从理论上说，到世界实际上的任何非共产主义国家。”在这个“扩展”过程中，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概括起来讲，美国的孤立主义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方面，政治与外交上的孤立并不限制美国在经济上同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在进入本世纪之前，美国虽然不积极参与欧洲和亚洲的事务，但却积极参与美洲的事务。年“门罗主义”的出笼，实际就是美国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实际上，正如帕科特所分析的，美国从立国时起，就是孤立主义（对欧洲)和扩张主义(对美洲)并用的。以后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渐强盛，它又是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并用。美国是采用孤立主义政策还是国际主义政策，完全依其国家利益而定，而国家利益又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美国立国初期，无力与欧洲列强争雄，自己又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来发展自己，因此奉行孤立主义，尽可能与欧洲的体系隔绝。但同时美国也采用了一些有限度的国际主义政策，如门罗主义，在东亚则参与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就是对欧洲国家也是巧于周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主义思想在美国逐渐形成。19世纪20年代“天定命运”论形成，表明美国随时准备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起主导作用的成员。年美国开始扩增海军，年艾尔弗雷德。马汉提出“海权论”，表明美国己经做好了参与全球事务的准备。应该说，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标志。以后，尽管孤立主义在美国还有一定影响，而且在某些时候，如冷战后，影响还有所增强，但国际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美国两大党都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制定外交政策，只不过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共和党的国际主义中现实主义成份更多一些，而且有时看起来有点像孤立主义。
美国学者查尔斯。凯卓利曾这样论述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干涉主义(干涉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理想主义从自相矛盾的驱动力中吸收灵感:或者从不合意的世界撤出来，或者改变这个世界。它趋向于极端孤立主义或极端干涉主义，因为理想主义的思维导致这样的结果:不是寻求使国家从世界的不道德状态中孤立出来，就是寻求改革这个不道德的世界。”因此，“美国的理想主义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非干涉主义，另一张是改革者和狂热传道者。”
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由于都与理想主义分不开，因此都含有意识形态外交的因素。相比之下，国际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突出、明显一些。威尔逊主义的国际主义就是在与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对抗中形成的;冷战时期国际主义更是以反共主义为基础;现在美国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是将推进民主、人权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三）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虽然不常被美国战略家们提及，但却对美国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
关于什么是民族主义，笔者赞成下面的定义：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他政治共同体。”根据这种定义，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这符合实际情况。不过，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在《上校的女儿》（)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爱尔伯特。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也许正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家知道民族主义不是个褒义词，所以他们几乎不提及美利坚民族主义，而是经常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别人头上。其实，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反共主义”，更是被看成具有维护美利坚民族统一的功能，具有深厚的美国特色。这种民族主义己经具有上述几位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味道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米勒教授分析了里根政府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渊源，认为“里根意识形态”有三个来源：“传统的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右翼民粹主义(Popu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在这三个来源中，“美国至上主义”和“民粹主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任何民族主义都与本民族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
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爱尔顿。弗莱分析了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惊异”（Octobersurprise)现象，即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热，然后使在任总统在选举中受益。年的柏林危机，曾使杜鲁门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后来的黎巴嫩危机、猪湾事件、伊朗危机都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起过类似的作用。弗莱进而指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一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可见，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
总的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才是美国外交政策更深层的指导思想，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则是较表层的东西。
(四）实用主义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而且实用主义是唯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必定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美国的内政特别是外交。正如基辛格所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就是实用主义培养起来的。可以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影响着美国人尤其是外交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它是更基本、作用更持久、影响更深远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
实用主义的要义是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认严酷的现实。”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特别是在对外扩张上，自年美国兼并部分萨摩亚群岛，版图基本固定下来后，美国就将扩张重点转向了境外势力范围的扩张，即“软扩张”。这种扩张方式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适合于实用主义方法的运用。当美国国内发展受挫，或出现危机时，它能够迅速地收缩国外阵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这同本世纪另一个超级大国俄国（苏联)始终坚持扩大版图的“硬扩张”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苏争霸的最终结局，同它们扩张方式的选择和对实用主义方法与思想的运用有着密切关系。
实际上，实用主义乃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对实用主义方法和思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外交政策口号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对同一个外交政策口号，决策者往往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间给以特定的解释。比如“门罗主义”，随着美国国力的加强，美国不同执政者对年门罗咨文加以种种解释，如“泛美主义”、“大棒政策”、立宪主义、睦邻政策、区域安全，等等，终于门罗主义被引申为美国“有权”可以任意干预和控制拉美的原则，美国成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宪兵。
2.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随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美国的不同发展时期，随着美国的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界定。在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前，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方面;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则将其霸权地位也视为其国家利益，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
3.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当然，说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只是就表层的现象而言，或者说策略意义上的，在政策目标及指导思想上，美国奉行的标准是一致的。
4.灵活地处理敌友关系。比如，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美国自恃国力强盛，将遏制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到了60年代，美国的国力不断下降，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上升，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以分化为目的的区别对待政策，与中国缓和关系，联华抗苏。
5.言行不一。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都作出了不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的承诺，然而在实践中，它却时常违背自己的诺言，实用主义地处理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事宜，从而引发了多次中美关系危机。
从上述美国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更加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更加不注重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但是，实用主义也不是绝对排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只不过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工具的成份更多一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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