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外长互致贺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互致贺电，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王毅在贺电中表示，40年前，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和政治家高瞻远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确立了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40年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事实证明，中日关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中方愿同日方携手努力，不忘缔约初心，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妥处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重回正轨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河野太郎表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所倡导的是，在发展日中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同时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之崇高精神。我坚信，日中两国一如既往地自觉担负起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重大责任，肩并肩地应对诸种全球性课题，将不辜负先辈们在此条约中所寄予的初衷。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8月11日，弘扬条约精神，深化友好合作——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吴文康/摄
8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协办的“弘扬条约精神，深化友好合作——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出席开幕式并分别作基调报告。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刘玉宏分别代表日本方面和会议承办方致辞。
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致辞。吴文康/摄
戴秉国在致辞中指出，对条约签订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中日双方合力开创下一个40年中日关系的新时代。第一，按照“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要求，重温并恪守条约精神，切实把和平友好、合作的要义发扬光大，确保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更加坚固，使两国关系能够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中日两国人民，造福亚洲和世界。第二，把握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趋势，坚持中日关系的正确方向。要把两国老一代政治家开创的中日和平友好合作关系与时俱进地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时代，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第三，共抓、共享发展机遇。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就是两国利益纽带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参与和支持。双方务必要把握机遇，走好合作共赢之路，做大做好共同利益的“蛋糕”，为两国人民提供更多福祉。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作基调报告。吴文康/摄
谢伏瞻指出，纵观全球，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日关系处在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登高望远，深刻认识发展中日合作的重要性，深刻认识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惠及亚洲与世界。新的形势还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时代潮流，相互利用好双方的发展机遇，彼此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两国关系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航程。谢伏瞻就中日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为亚洲与世界作出新贡献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共迎挑战，共负责任，以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构建多边合作机制为引领，开创地区合作共赢新局面。第二，共担使命，顺势而为，以开辟中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空间为契机，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相向而行，多措并举，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为目标，推动中日关系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作基调报告。吴文康/摄
鸠山由纪夫指出，与周边国家开展对话和协调是解决问题之良策。应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构筑东亚共同体，以友爱精神为根本，实现从经济、贸易、金融到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福祉、环境、能源乃至安全保障的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地区的和平友好发展。希望中日两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深化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扶助的友好合作关系。鸠山由纪夫十分赞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认为中日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各有优势，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他呼吁日本早日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主持开幕式。吴文康/摄
在研讨会上，武寅、五百旗头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院长高原明生等中日专家学者分别发表了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武寅讲演。吴文康/摄
武寅指出，当前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波及全球的 。中日两国要顺应时代潮流，与世界上所有不愿意搞单边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力量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阻止和减少 及各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破坏。最大限度地消除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的各种威胁，肩负起条约赋予我们的、维护世界和平应尽的时代责任。为了和平与友好，中日要携手构建起战略互信：一是要保持高层互访，这是构建战略互信的有效途径；二是要换位思考，准确了解对方，减少误判，增进互信；三是要凝聚共识，找出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提炼并最终形成战略层面的共识。
五百旗头真对中日各自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指出应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行事，为构筑命运共同体，中日两国既要换位思考，考虑对方利益，更应考虑整体与大局，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
日本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横井裕致辞。吴文康/摄
杨伯江认为，中日两国应深化“条约精神”认知，力促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中日缔约改变了百年来两国关系的历史走向，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40年来，中日两国以条约精神为指引，把握中日关系发展大方向，拓展双多边发展空间，抓住深化合作新机遇。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应坚持和平相处，妥善处理分歧，不断强化两国间现实利益纽带；应从时代与文明的高度出发，去思考和规划中日关系。
高原明生以过去的共识与今后的课题为视角，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历史与理论分析。他认为，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要综合考虑中日关系全局，在研究对方国家的同时还要研究本国。中日两国要为构筑面向未来的东亚秩序提出愿景，要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进行坦诚友好的交流。在出现矛盾时，两国要巧妙处理，善于管控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刘玉宏致辞。吴文康/摄
围绕会议主题，与会学者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经验、缔约40年来的国际环境与中日关系、新形势下如何弘扬条约精神并发展中日关系等内容展开研讨，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分析中日与世界的互动规律，探讨未来合作前景，为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建言献策。中日双方友好人士、专家学者等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延伸阅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曲折复杂签订始末
今天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全文不足0字。然而，这一条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签署，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4年多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一、谈判桌上，日方以“反霸权”涉及第三国为由表示难以接受条约方案；出访途经东京的陈永贵传达国内的意见——“最高指示：不能让！”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双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先后签订了航海、贸易等几个业务协定。在此背景下，双方要求尽早展开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年1月，双方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双方达成两点共识：其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其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
然而，当中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提出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协商条款和期限条款等内容的条约方案时，日方却对其中的反霸条款提出异议，说“反霸权”涉及到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这一条款将会把日本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因此，不同意在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
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中国驻日人员及时将此分歧报告了国内。起初，国内电示：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当谈判人员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在机场贵宾室，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等传达了国内的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楚大使希望陈永贵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方的立场更加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而日方则坚持以“‘霸权’这个词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为由，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二、日方以“宫泽四原则”对反霸权主义进行解释，乔冠华反驳说：“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
日本方面为何坚持不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权”的内容呢？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如果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条约，将会把日本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
日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由于与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苏联当然也明白日本的软肋，因此千方百计对中日关系进行干扰。年1月，就在中日开始商议和平友好条约事宜的同时，苏联把日本外相叫到莫斯科，就缔结苏日友好合作条约进行谈判，企图以此来搞垮日中条约谈判。但对日本所关心的领土争端问题，苏联始终避重就轻。双方的谈判终究没有任何结果。
在中日进行缔约的事务级谈判期间，日本新闻界也出来搅浑水。年1月23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写进日中友好条约——政府意向，避免刺激苏联》的独家新闻，将反霸条款是日中条约的核心问题这一事实曝了光，日本朝野一时舆论哗然。4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日本外交和“霸权条款”》的社论，称“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从长远看有可能使日本陷入困境”，并危言耸听地说：“这种针对第三国的条款通常会被别人看成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这篇社论对日本政府、自民党甚至在野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似乎是与日本国内舆论遥相呼应。6月17日，苏联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苏联政府的声明，其中用挑拨性的语言说：“日本和苏联为维护共同利益，对于第三国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给日苏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理所当然要予以反击。苏联已经采取这一方针，希望邻国日本采取同样态度。”
一面是苏联的强硬态度，一面是国内包括外务省在内业务部门的步步紧逼，原本对缔结和约持乐观态度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一时疲于应付。他更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失去信任，于是抛开外务省派遣亲信向中方递交《首相见解》，称反对霸权主义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和平原则，因此日本当然要遵守反霸原则，并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背离这一原则；既然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为了推动缔约谈判，年9月，中日两国外长乔冠华和宫泽喜一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宫泽对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1)反霸不针对第三国；(2)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4)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宫泽四原则”。
针对宫泽的解释，乔冠华反驳说：“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
宫泽自嘲地辩称：“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又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
就这样，尽管两位外长会谈的气氛是活泼轻松的，但是没有在实质问题上达成任何一致。
当时，由于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中国国内主要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对日缔约谈判的工作。针对日本模棱两可的态度，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日本一些外交官说什么用中国这个棋子对付苏联，用苏联这个棋子对付中国。这是搞外交手法，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时间进入年，中日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动荡。在中国，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日本国内，发生了洛克希德政治献金事件，自民党内派别斗争愈演愈烈，三木内阁摇摇欲坠。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三、福田内阁对恢复谈判表示出积极姿态，邓小平回应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搁浅了两年多的缔约谈判出现转机。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着手推动中国的对外政策朝着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大目标进行重大调整。
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在政界和财界都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对恢复谈判逐渐表示出积极姿态，他托人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应尽早举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邓小平回应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福田首相在进一步协调日本内部意见后，逐渐下定决心。年春节之后，两国代表展开以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为目的的预备性会谈。
看到中日准备重新展开友好条约的谈判，苏联方面又开始蠢蠢欲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笔写信给福田首相，呼吁在苏日缔结和平条约之前首先缔结睦邻合作条约，其目的依然是想以此牵制中日谈判。日本则坚持在领土问题解决之前难以缔结此类条约。
当时，美国卡特政府也在推行“联华制苏”战略，下定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规劝日本在中日缔约问题上积极行动。
对于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来说，有了美国的支持，便不把苏联的说三道四放在眼里了。
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谈判双方从一开始就切入主题，围绕有关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内容的理解、不针对第三国或特定第三国、反霸的地区范围以及反霸态度的表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14次会谈。
经过认真磋商，日方在会谈中逐渐接受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的主张，只是提出将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至“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对中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日方认为与反霸条款联系不密切，提出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条约中曾引起分歧的“反霸条款”最后表述为：“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三国条款”则表述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面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邓小平看了上报材料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
8月8日，日本园田直外相来华，在双方事务级谈判基本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与黄华外长先后举行了三轮正式会谈。8月12日，经过“马拉松”谈判之后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两个月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邓小平对条约高度评价，他说，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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