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究撰写究竟是应该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还是可以赋予一定的价值性？这是近些年来民族志研究的争议点之一。随着民族志研究的不断增多，我们可以看到价值性更多的出现在此类研究中，价值性的体现使得民族志研究受到真实性质疑，而如何在民族志研究中做到真实性与价值性辨证共存，正是本文作者探讨的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李银兵赵琳琳
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摘要民族志书写实践中出现的批判与反思，是价值性这个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范畴在人类学中的最好表征。从科学民族志书写主张的“价值无涉”到后现代民族志书写倡导的“价值关联”，价值性在民族志书写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态势，很好地展现了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关系性本质和人文底色。而价值性渗入民族志书写，不仅使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受到了广泛质疑，也增强了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情境复杂性。随之而来的多重主体、多种范式及多样体裁的并存，彰显了价值选择性在民族志书写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科学与艺术、真理与价值、文本化与主体化的不断碰撞与交融中，把握好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价值多维性及价值选择性，才能理顺民族志书写真善之间的辩证关系，促使求真至善唯美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最终形成。
关键词民族志书写价值关联性价值多维性价值选择性
20世纪末，随着弗里曼与米德、奥贝赛克里与萨林斯、斯图尔与孟朱、蒂尔尼与沙尼翁等人类学者之间针对同一社会现象或文化事实而引发的几场著名争论的出现，再加上《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天真的人类学家》等民族志理论反思作品的推动，民族志写作将“人类学置于当代话语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①，并“被想象为人们认为事物看起来像什么和事物的真实情形是什么之间永无休止战争的战场”②。面对这些争论，绝大多数人类学者认为其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与“非科学”立场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更是人类学内部“科学”与“人文”立场之间的价值观之辨。比如，穆尔在总结蒂尔尼揭露沙尼翁在雅诺玛迷人中做研究期间严重违反伦理而引发的争辩时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场争论中的许多主要人物都以一场‘科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或者‘后现代的’或‘反科学的’人类学家之间的斗争来看待这场论战。”③的确，“如通常一样，人类学的独特性和贡献在于其既舒适又很尴尬的在事物之间的位置，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在特殊与普遍之间”①。学科的折中性质规约着其表述方法的折中性，民族志书写理应是“志”“论”“文”三种文体融合的产物。因此，针对当前人类学界存续的“马林诺夫斯基是优秀田野工作者或种族主义者”“米德是世界母亲或骗子”“巴利天真或深沉”“萨林斯是历史学家或神话学家”的灵魂拷问时，我们不应用老套的方式，无奈而又简单地再一次发出“人类学究竟是什么”的跨世纪追问和感叹，而应像拉比诺倡导的那样，把研究重心放在“对文化中的表征传统和元表征的元传统(metatraditionsofmetarepresentation)的一般性关系转载请注明：http://www.meixizq.com/smyms/89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