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middot米德与萨摩亚一

在美国和欧洲，青春期被认为是一段充满情绪化压力和冲突的时期。米德争辩说，如果这些问题是由成长的生物过程所引起的，那么，它们必然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能够被发现。但是在萨摩亚，她报告说，生活是从容而漫不经心的，青春期则是一生中最悠闲而快乐的时光。因此对于米德，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萨摩亚是个“反例”。这个反例的存在证明了，与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青春期相关的躁动是出于文化的原因，而不是生物学的原因。在生物决定论者与文化决定论者的争论之中——这一争论在年代达到高潮，对于那些信奉文化之主宰力量的人来说，米德的反例俨然成了胜利的号角一方面，生物学论者如巴士利（H.M.Parshley）始终坚持儿童是“一个有着遗传倾向的严格的复合体”，而另一方面，华生（J.B.Watson）和他的支持者则坚决声称：“后天的教育而不是先天因素”，决定着“儿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所进军的，正是这样一个混乱而狂热的战场。科学界里最重要的思想问题就是——正如米德记述的那样：“什么是人类本性？”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回答的，正是它以及相关问题。米德在结论中宣布：后天性因素完全超越先天性因素。米德在结论中宣布：后天性因素完全超越先天性因素。就米德的研究来说，萨摩亚人之中，这种困扰却不曾发生。她因此得出结论说，这表明青春期行为必须用纯粹的文化条件来进行解释。年，博厄斯的主要不满是，优生学主义者的战斗口号“先天而不是后天”其时已经被抬高到了“教义”一般的崇高地位；而相应地，“环境条件在体质和精神方面创造和改变人类”这一后天论观点则被踩到谷底。伦敦大学的第一位遗传学的高尔顿讲座教授卡尔·佩尔森（KarlPearson）也宣布：“先天的影响是后天的5—10倍”这一断言绝无任何夸大，并且为“加速种族进步”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当博厄斯发动他对优生学的全面对抗时，诸如此类的论断已经司空见惯了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和罗伯特·罗维（RobertLowie），就发表了深思熟虑之后的宣言，概念性地将文化人类学从生物学中抽离出来。他们提出了一个绝对的文化决定论信条，而将生物性变量完全排除在外。在20世纪的人类学历史上，这个转折点，尤其在生物学界，是一个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过程的顶点。尽管自从年9月，达尔文首先构想自然选择理论在动物中的作用途径时起，他已经深信“人类必然也在同样的法则作用之下”，但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所选择的，也只是这样洗练的话语：“新的希望之光将照亮人类及其历史的起源研究。”在达尔文发表建立在自然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进化论时，人们对于社会文化是社会性地遗传的信息系统，还没有任何理解。相反，人们普遍性地认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种种差别，是通过获得性特质的遗传，在各自分离的历史中形成的。在高尔顿自己观点的形成过程中，自然选择理论居于全面支配地位，而完全排除了拉马克的机械论，对文化过程的存在也没有给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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