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是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中不得不涉及的环节。对于已经研究过的田野点进行跟踪调查，国内学者一般称其为“田野回访”，西方学者则将其称为“田野再研究”。通过回顾中国民族志和西方民族志中有关田野回访与田野再研究的经典案例，在充分理解前人研究时所处的特定时空等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田野回访与田野再研究的区别，提出了田野工作所处的时间、空间等因素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希冀在今后的田野工作中不断加以完善，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有持久生命力的学术见解。
：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回访;田野再研究
田野回访，是指人类学民族学家对自己或本学术门派亲自曾经调查过的田野点进行追踪调查的研究，以期更加完善自己或本学术门派的学术理论体系，属于“接着说”，这种方法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群中使用得尤其频繁。例如，费孝通六上瑶山、五访江村，撰写了《六上瑶山》《江村经济》《故里行》等，是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进行田野回访的典范。而林耀华撰写了《金翼》，在他的亲自指点下，庄孔韶的《银翅》则实现了与《金翼》社会历史的对接，并且文化过程与理论也达到了更高的程度。
田野再研究，是指人类学民族学家对前人已经调查过的田野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求修正乃至推翻前人的学术观点，从而建构起自身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属于“反着说”。例如，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一书认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南太平洋的萨摩亚人就是特例［1］。而时隔近60年之后，弗里曼通过对萨摩亚人的田野再研究，通过田野工作的认证，反复思考，终成《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破灭》一书，认为米德的研究结论是刻意制造出的结果［2］。再看彝学界的“郝李之争”，对于美国学者斯蒂芬·郝瑞提出的彝族是他者建构的、彝族的“聚拢”有任意性的“彝族构建说”［3］，作为四川省民族识别当事人之一的李绍明，则首当其冲的站出来与其论战，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4］。
本文通过对这些田野回访与田野再研究经典案例的梳理，解析它们之间的异同，认为田野工作结论的差异受到田野工作的时间和空间、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理论时代烙印等方面的影响。
一、田野回访: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研究的继承与超越
(一)经世致用:费孝通江村研究50年
在田野回访的工作中不得不提及的是费孝通，无论是他六上瑶山还是五访江村，都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田野回访的范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费孝通通过对江村田野调查以及多次田野回访从而写出的《江村经济》(在海外出版题目为“PeasantLifeinChina”)一书。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始于年夏天，在他赴英留学前夕，其姐姐费达生建议他前往距离家乡10公里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参观访问，费孝通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首次田野调查。结束调查后，他携带着对江村调查的资料前往英国留学，随后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期间，在所获取的田野资料基础上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
《江村经济》生动写实地描绘了一个中国苏南乡村社区中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它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所发生的文化变迁。费孝通的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界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他开创了“微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一个中国乡村的典型代表———江村来研究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在前期通常都是以“落后”地区的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并且大多是白种人对非白种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的研究观察。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当地人服务、帮助当地人改善恶劣的状况，而是为了殖民者更好地侵略扩张及统治而准备的。因此，《江村经济》被费孝通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高度评价《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5］。
费孝通对江村进行的田野工作历程是曲折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在－年期间，因全国性院系调整取消，所有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全部终止，社会学的教授们都面临着转行或者半转行。费孝通就在这时候被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去从事民族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年5月，费孝通带领着他的团队重访江村，《重访江村》［6］应运而生，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副业也不能停下发展的脚步。而因当时政策所刮起的“以粮为纲”之风，费孝通的观点正好与此相悖，导致他被定为右派分子，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甚至还被剥夺了学术地位。
年春节前夕，费孝通“四访江村”，正是在这一次田野回访之后，费孝通在整个江苏省发动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调查研究:对江苏省内的小村庄进行田野工作，参加此次调查活动的人数超过了余人。自此，费孝通的“江村研究”走出了江村，将视野开展到整个中国社会的乡村地区，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得到了新的突破。
年夏天，有人怀疑苏南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太快，在搞第二次“大跃进”。针对当时国内复杂的局势，费孝通认为应该从农村变革的实践中去找到符合当时情形的答案。于是他决定再一次回到江村进行访问调查，把各级部门的干部和广大群众集合起来，进行广泛的沟通交流，请教问题。访问结束后，他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故里行》一文，部分地回答了当时社会各界关心的乡村发展问题。
费孝通对江村50年的系列调查研究，是典型的“田野回访”。“田野回访”要优于一次性调查，因为一次性调查只能提供被调查地区一时的资料，而缺少了后续资料。现在很多学者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目标，大多采取一次性调查，调查完毕后提交研究报告或发表学术成果，资料就束之高阁了。一次性调查的特点是高效，省时省力，可以用在一些部门工作之中。但是，如果想让研究资料更丰富，研究成果更准确、更符合实际，就需要对曾经的田野点进行追踪调查。“田野回访”是人类学民族学最为常用的一种对特定地区的调查方法。其特点在于不定期的对此前的田野调查点再一次进行观察、研究，并通过对比分析每次田野工作的资料，从而实现更全面、真实地了解关于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
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W．Ｒ．葛迪斯在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之后，于年前往江村调查，并在同年写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经济》一文。葛迪斯在引言中高度赞扬了《江村经济》，并指出如果想让文章更具有价值，就要进行田野回访。他写道:“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7］葛迪斯除了强调田野回访的重要性之外，他还在书中指出虽然他与费孝通所做的田野调查点为相同的江村，但是却有很大不同:“同一个作者与其他作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哪怕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统一社区进行描述，但是结论却会是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只有费孝通再一次亲自对江村进行追踪调查，才会得出比较理想的结论”［7］。由此可见，即使是对相同的田野点进行的研究，但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会大不相同。因为费孝通是对自己田野点的回访调查，而葛迪斯的调查是对费孝通调查过的江村进行的田野再研究。
(二)《金翼》与《银翅》:黄村研究的姊妹篇
庄孔韶倾向于用重访来再建构先行者的理论。《银翅》是《金翼》的中国本土研究续篇，虽然对黄村的田野回访的践行者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林耀华亲自指导了庄孔韶对黄村文化变迁过程的研究，是庄孔韶随着林耀华走到了历史的那个田野点———黄村，笔者将其归属于田野回访的范畴。庄孔韶继《银翅》之后，认识到民族志的重要性，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发起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开始追踪调查那些研究成果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民族学前辈们曾经研究过的田野点。庄孔韶不仅完成与《金翼》中的时间、空间以及人物的对接，还在《银翅》中生动形象地把中国代表性地方———黄村的文化变迁展现在世界的眼前，这在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中是极为少有的突破。《银翅》共有十八章，足足40余万字，用来延续了《金翼》之家的家族变迁史，讲述了在20世纪20－90年代，漫漫70年间的历程。黄村作为中国社区的代表，引出了中国许多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林耀华及庄孔韶的研究，与马凌诺斯基对于库拉圈的研究一样，具有代表性意义。
庄孔韶认为:“因内地的政治变故，使得中国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止步不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中国人类学才得以恢复，但是因其发展的缓慢，学术著作却要等到90年代才得以公开发表。在随后的年间，中国人类学家们互相探讨、研究以及身先力行，到至今的20余年间，终于完成了对内地大部分著名田野点的追踪调查任务。”［8］《银翅》既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又是对理论的再一次确定与创新。通过回访不仅加深、加强了学术研究，而且开阔了许多乡村的视野。这是点与面之间的良好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通过《金翼》的引导，使庄孔韶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关联性。庄孔韶的《银翅》一经出版，就广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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