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南京大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传统”和“文化”的理解正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能起到不容低估的作用。处于剧变中之日益全球化的中国迫切需要人类学，人类学在这个时代必定大有可为。
★人类学自从在19世纪下半叶降生以来，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学与时俱进，从一个专门以研究前现代社会为能事的学科转变为当代学科殿堂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今天的人类学已不再如同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把一个文化、一个族群，或者一个社区当作仓储，在里面“寻宝”或者“拾破烂”。人类学者早就挥别了这种作业方式，他们多有离开象牙之塔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者，在当代的学科分野中，扮演着有所担当的角色。他们也像社会学者那样，对社会进行诊断，而且在吁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方面更胜一筹。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这门学科独特的由来和所走过的历程。而这门学科独具的研究手段，也使人类学者更为贴近我们的社会底层和底层的世界；他们善于透过社会的光谱，在细微之处捕捉人们的所思所想，并由此来描述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的变化。
从人类学的奠基人那里，这门学科的使命就已经很明确。当年的学者感兴趣的问题虽然与今天大相迳庭，但是他们的基本关怀却与今日的许多学人相去未远。虽说人类学的滥觞与殖民主义的兴起有关，但是当时的人类学者无一不对殖民地人民怀有深切同情。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提出“人类心理一致说”，表达了平等的诉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也是同情弱小群体的斗士，他不仅写下了多部人类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作品，而且在一生中多次作为易洛魁印第安人的法律代理，在法庭上为他们寻求公正。而被尊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更是如此，终其一生，都在与种族主义作斗争。
正因为对弱小的同情，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看到了北美印第安文化在主流社会强势进迫之下，面临着湮没的命运，所以他们赋予自己使命是“抢救”印第安文化，并对北美原住民的体质、语言、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奠定了美国人类学四分支并举的局面。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与贡献，丰富了美国和世界的学术殿堂，使这门学科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年，全美人类学大会恢复举办。在这次会议上，为了强调人类学的重要意义，美国人类学界正式把“民族学”改名为文化人类学。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举措。首先，世界变了。大量的殖民地国家开始了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许多原先相对孤立封闭的群体也卷入了现代国家叙事当中。对一个群体的研究已然无法忽视其所处的国内外政治语境。任何一个民族或者族群都已经成了国家政治格局的一部分。其次，战后的百废待兴也给人类学带来了发展的空间。大量的退役老兵进入了大学，全美大学扩张。人类学也迎来了大发展。顺应时势，人类学必须拓展其研究领域与视野，民族学改称文化人类学亦在情理之中。其三，人类学家在二战期间的贡献使得“文化”在美国公众中耳熟能详，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语汇。这与美国人类学家在战争前后所作的一系列研究分不开。其四，有助于人类学整体地位在学科体系里的提升。
人类学者除了致力于教学和研究之外，他们的社会担当角色推动了美国公众对多元社会的理解。而人类学者在战前和战争中也不乏对敌国社会与舆情的精确判断——玛格丽特·米德曾经通过对希特勒的演讲等影像和文字材料进行分析，写了封信委托罗斯福夫人转交给罗斯福总统，提请美国对希特勒德国必须高度警觉。美国人类学在二战前后的经历，使得社会上摆脱了对人类学的刻板印象，认识到人类学不仅能研究异文化与人类的“过去”，也完全有能力担当对“现在”的研究。而人类学特有的跨文化视野，也影响了美国公众对自己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在有些方面产生有意义的改变。
在众多美国人类学家当中，有两人上了政府发行的邮票。其中一位就是米德，另一位是本尼迪克特，也是位女将。能上邮票的人物当然是对美国社会公众产生影响者。这两位女性人类学学者，以她们优美的文笔和细腻的描写，使她们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并印成便于携带的袖珍本。更重要的是，她们两人跨文化的视野与思考影响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些方面。米德在她的成名之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所揭示的不同文化对于青少年的态度，使得美国社会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态度产生了转变，对青少年的教育从处处限制到宽容和理解，在整体取向上变得以鼓励为主。社会公众也接受了这样的认识，即：个体的幼年经验会影响到日后个人行为和人格形成。这一认识对美国社会的“濡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带动了全美社会公德水平的提高。
正是由于这门学科的重要贡献，人类学成了美国校园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留学期间，曾有几年担任“人类学概论”的助教。选课的学生每个学期都在人以上，他们的背景五花八门，既有未定主修的大一和大二学生，也有从理工各科到护理、社会工作、文学、戏剧、新闻传播的高年级本科生。据我所知，人类学的课程在不少科系的学位课程中占据了颇为重要的分量。显然，在美国这样一个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里，人类学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因为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有效性，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社会工作，以及文学、戏剧、电影研究，都越来越多地引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际学界和中国学界高度认可的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教授，就是一位深受人类学影响的大师。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都有人类学的影子。他最后一本著作《他者中的华人》更是如此。该书援引了大量在中国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的著作。他的老朋友王赓武教授日前在暨南大学开的纪念追思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就反复提及这一点。他强调人类学不仅使孔飞力转到了中国研究上来，而且也影响了孔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孔飞力如此，其他人也不遑多让。单从著名的从事中国社会和历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参考书目来看，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当然，毋庸置疑，人类学也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但从方法论和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列维-斯特劳斯和格尔兹等人，其影响力则在所有的社会人文学科领域内无远弗届。他们著作的引用率一直在所有社会人文学科当中名列前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后，我想简单提及人类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
如果从蔡元培先生的《说民族学》谈起，人类学进入我国也近一个世纪。由于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积弱的国家，因此学界大部分人都有共识，都希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中国学人当属费孝通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费先生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而且这一变化还将持续下去。因此，他反思自己的观点并做了纠正。费老的例子表明了人类学与时俱进的学科特点，也体现了中国人类学者所特有的担当精神。这种精神影响了许多中国学人的学术取向。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费孝通很精辟地指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且也是“问题的全球化”。这种情况与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密集化有关。这种密集化使得整个世界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面临问题和挑战时，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独善其身。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但是人类学的洞察力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捉摸不定的世界。这是因为：第一，人类学强调以理性的眼光和相对论的视角来审视各种发生在我们社会之事关“多元”的议题。第二，全球化导致我们的世界“缩小”。在社会关系密集化的同时，也带来因人口流动和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问题。对此，人类学有较大的空间可为。第三，当今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前所未有。按过去标准看，十多年间的变迁可谓恍如隔世。剧变挑战着人们各种事关“存在”的问题。而这方面的研究恰是人类学的传统领域。第四，近一二十年来，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对地方的独特性带来冲击，因此产生各种文化认同上的问题。而对于“传统”和“文化”的理解正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能起到不容低估的作用。处于剧变中之日益全球化的中国迫切需要人类学，人类学在这个时代必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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