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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海涛
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原标题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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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
社长说
人类学田野调查有其特有的矛盾与困境，这既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难题，也是促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向着日臻成熟的方向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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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哪些矛盾和困境？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主要矛盾
田野调查(fieldstudy)是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经常使用的方法。人类学与田野调查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说,人类学就诞生于田野调查的摇篮之中。伴随学界的不懈努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日臻成熟。人们对它的认识,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又存在不少争论。这突出体现在它所特有的几对代表性矛盾关系之中。
其一,调查时间的“长”与“短”。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山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做了为期四年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这样整个年度的活动都得以看到。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一般认为,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产生深度了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其效果也是不错的,甚至有可能比做长时间调查所取得的效果还要好一些。这种调查方式主要是指,在2-3个月的短期调查之后,回到书斋去研读他人的作品,发现自己调查的漏洞后,再继续调查,然后再返回书斋。这种“几上几下”式的田野调查,由于使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行为主义调研、节约经费而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周期可根据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熟悉程度来适当调整。若研究者对调查对象比较熟悉,就可以酌情缩短调查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与“短”,往往代表着研究者与调查对象关系的“亲”与“疏”；调查时间,是反映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时间性累积指标。调查时间“长”和“短”的确定和调整,除了要考虑研究目的、性质以及各种实际条件外,调查前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的原初状况、调查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的发展情况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其二,调查地点的“生”与“熟”。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地点。可以说,以“生”地为调查点是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一般而言,如果从一开始就研究自己经常看到的文化,由于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张力,若要发现其中的深层次文化运行规则,往往是很不容易的,易犯熟视无睹的错误,“想当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以“生”地为调查点更利于初涉田野者从事调查,培养其跨文化异文化研究的视角,利于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便于揭示当地社区深层次的文化运行规则。
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早年曾到台湾三峡镇的一个村落做调查。他发现那里的童养媳婚姻特别多,多到近一半的比例。童养媳婚姻对西方人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婚姻类型。经他深入长久地研究,得出重要结论,说童养媳婚姻是乱伦禁忌的来源之一。他的重大发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难把司空见惯的童养媳婚姻与乱伦禁忌联系在一起。以“生”地为研究地点,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以及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
“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研究地点,也有许多人类学者回家乡做田野调查。这样不但可以节约经费,还可迅速“进入”田野。这种有“特殊关系”的社区,对研究者往往有重要的帮助。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就是一个典范。但是,如上所述,以“熟”地作为调查地点,确有其缺陷的一面。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即,进行所谓的“回访”,是调查地点“生”与“熟”有机结合的体现。也正由于“回访”所具有的这种优势,目前它已经成为人类学界“时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式。
调查地点的“生”与“熟”,实际上,是反映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空间性累积指标。一个好的调查点,应该利于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既“生”又“熟”的矛盾张力状态。
其三,参与观察的“入”与“出”。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局外的观察(白殿怎么引起的北京哪个医院白癜风治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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