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青，女，年生，河北秦皇岛人，海南大学文艺学硕士，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在读博士。
相约周四，蔡青与您一起品读人类学
“民族志学者的工作是什么?他写。”这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写在《文化的解释》中的一句话。一直以来，如何“写”都是人类学的大问题。面对当下如此多元多变的世界，该如何来书写民族志才能更接近事实与意义呢？也许，《写文化》一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研讨会年4月16-20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的美洲研究院召开了一个题为“民族志文本的打造”的研讨会。十位青年学者（八位人类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艺学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这十位学者当时都已经在民族志的文本分析和实践创新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成绩，无疑是当时探讨民族志问题的一时之选。会议结束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最后被集合成书，最终在年，由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E﹒马库斯编纂的《写文化》一书出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对人类学界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
何为“民族志”？总的来说，把对异地人群的见闻写给与自己一样的人阅读都可以归为民族志，它是人类学学科的产品和“商标”。在《写文化》（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的序言中，高丙中将民族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代：
1第一个时代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比如中国的《山海经》《史记·西南夷列传》描写异族文化的文字资料，又如《马可·波罗行记》外来人对异域国度旅行见闻的描写等等；
2第二个时代是科学民族志写作阶段。这个阶段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开启，《努尔人》（埃文斯-普理查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玛格丽特·米德）等都是这个时期民族志经典作品；
3第三个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反思”为主题的民族志写作探索。《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保罗·拉比诺）、《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玛乔丽·肖斯塔克）等都是新时代新语境下民族志创新与实验之作。
《写文化》正是在第三个时代“反思”大潮流之下应运而生的。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对权威、科学主义、结构等进行全面质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到了80年代，人类学的理论渐渐趋于“反思”。同时，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影响也向着纵深推进，于是二者相得益彰，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写文化”论争。
在“写文化”所引起的反思浪潮下，人类学家们不得不对传统民族志自诩的“价值无涉”与“科学客观”提出质疑和批判，开始反思文化表述的“真实性”等问题。这些反思无疑使马林诺夫斯基所建立的“科学民族志”的权威地位遭到质疑，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人类学家应当如何描述，怎样描述才可以反应文化场域的真实性等，并急于讨论如何以新的实验理念和路径应对民族志的表述危机。恰如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序言中写的那样：“年代及之后：没有回头路”。
“写文化”浪潮影响深远，其中最为深刻的是它引发了民族志的文学转向，民族志诗学愈加得到重视。
《写文化》中的每一篇论文几乎都对民族志书写方式中的文学性进行了分析探讨。
例如，詹姆斯·克利福德在《论民族志寓言》指出，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他认为任何文化描写都是“此乃关于彼的(充满色彩的)故事”，提出要将民族志本身当成一种由有影响力的故事设计出情节的表演，并指出民族志写作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都具有寓言性，而这种寓言性必然导致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具有着文学性；
乔治·E.马库斯在《跋: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职业》中明确指出，圣菲研讨会的任务就是通过展示解读和写作民族志的不同方法而引入一种对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
保罗·拉比诺在《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文对克里福德所提出的现实性文本、解释性文本、对话性文本以及复调文本这四种民族志写作模式进行了解读，并最终阐明了表征就是社会事实。
保罗·拉比诺
此外，有些学者对民族志文本的写作模式、写作策略、修辞使用、语言技巧的展示等方面进行了文学意义上的探索。
比如，玛丽·露易丝·普拉特在《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一文中，探讨了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与非个人叙述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历史；
温森特·克拉帕扎诺在书中将民族志工作者比拟为希腊神话中善于隐藏和偷窃的信使赫尔墨斯，通过具体分析三个民族志文本:《北美印第安人的举止、习惯和传统》、《意大利游记》、《深度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揭示出了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
雷纳托·罗萨尔多则通过解读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探讨民族志修辞问题；
迈克尔·M·费希尔在《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一文中，通过分析大量的族群自传，总结出族群自传的一系列技法:双焦或视角互换、多重现实并置、互文和交互参照以及通过家族相似作比较。
《写文化》促进了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扩展了民族志诗学的空间，对后来的人类学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在《写文化》之后，民族志出现了更多样的体裁形式，诗歌、戏剧、小说、传记等形式的民族志开始涌现。例如吉姆·米恩查科斯基的《同声大喊》与《民族志戏剧:现实剧场选》等民族志戏剧，约翰·斯图亚特的《酒徒、鼓师与正派平民:特立尼达村的民族志叙事》等民族志小说。
乔治·E.马库斯
除了民族志的写法和路径之外，《写文化》这本书也让我们认识到当代民族志在空间上的定位与担负的政治职责。马库斯在《写文化》的序言中指出，在新世纪，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推进，诸多社会面临着变迁与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学以往的主要研究对象——所谓“孤立”、“永恒”的社区已成为一种仅存在于想象中的空间概念。如今，民族志写作不能再痴迷于封闭的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而是要对世界范围内的某些问题作出及时的、实质性的反馈，需要了解和把握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正如马库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中写道的那样：“民族志从来都是在国家体系形成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这一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写作出来的。”
从“写文化”到“写文化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如今的民族志正处在处于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探索试验期。当今的民族志作者更具有“反思”意识，就像詹姆斯·克利福德所认识到的那样，民族志所建构的不过是“部分”的真理。但正是因为这样，就更加需要采用多种“写”法，运用多种表述策略，以呈现出当今多元多变文化的多样性。芬斯蒂·A．泰勒在书中写道：“后现代民族志是一种合作发展的文本，它由一些话语碎片所构成，这些碎片意图在读者和作者心中唤起一种关于常识现实的可能世界的创生的幻想，从而激发一种具有疗效的审美整合。”《写文化》体现出的是交流、合作、平等以及开放的精神，这种精神如今依旧影响着民族志的写作潮流。
《写文化》被誉为“人类学思想的分水岭”。美国学者鲍勃·希尔特认为《写文化》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它必将成为经典之作。如今，围绕着这本书的辩论还在进行，几十年间，《女性写文化》()、《写文化之后》()、《超越写文化》()等相关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现。《写文化》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了人类学界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编辑：青卿
往期回顾
蔡青人类学笔记系列
①《过渡礼仪》——范热内普的心尖肉
②进入田野的秘密途径
③《努尔人》：尼罗河上的“牛人”及他们的生活
④《追寻事实》：人类学微型小说写作指南
⑤酋长的第五位新娘
⑥《菊与刀》：日本人的极端性与两面性
⑦什么是文化？来听听鲁思·本尼迪克特怎么说
⑧《妮萨》：复调叙事的民族志写作
⑨《萨摩亚人的成年》：最畅销的民族志作品
⑩萨摩亚的真面目：米德VS弗里曼
?《天真的人类学家》：Hold不住的田野
?保罗?拉比诺：一头“得寸进尺的骆驼”
?“深描”最早是格尔茨提出来的吗？
?《洁净与危险》：你的鞋子脏不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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