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佳10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表的《香港激进暴力背后的种族主义幽灵》让我如芒在背——香港示威者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攻击“中国面孔”，以本土主义否定爱国主义，香港大学甚至出现“庆祝九一八”的海报。李佳佳先生提到香港学者方志恒创造出“一个国家，两种民族主义”的命题，更使我重新回品我国民族学的理论错误，如鲠在喉，积淤难忍，不得不敲键声讨中国民族学界——为了祖国的团结，你们何时才能抛弃推动苏联解体的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政策，还民族原本的国族属性，建立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南开大学出版的《民族学概论》是如何定义民族关系、民族政治、民族经济的：
“民族关系是指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即是指国家内部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之间，以及跨国界或跨地区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融洽或矛盾、和平或战争，以及相互并存等诸多社会关系。”——你能想象我们国内两个民族之间出现和平或者战争关系吗？
“民族政治是指在民族社会生活中，民族共同体内部、不同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围绕一定的公共权力形成的所有社会活动的总称。”——你能想象我们国内两个民族之间形成政治关系，出现政治活动吗？
“民族经济就是指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群体特殊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模式、经济文化类型和经济体系。”——你能想象我们国内出现一个个民族经济体系吗？
如把上述概念中的“民族”换成“国家”，无需多加改动，“民族关系”即可变为“国际关系”；“民族政治”变为“国际政治”；“民族经济”变为“国民经济”。这样的民族学实质上是用国与国的关系来比拟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用国家制度来建构族体形式，其后果不是凝聚而是分裂。可悲的是，这样的理论至今仍是我们高校民族学教材的蓝本，它的源头就在前苏联，就在斯大林，其离心力已经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充分展示。
戈尔巴乔夫曾热情洋溢的认为“我到过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在同当地人会见时，每一次都使我进一步相信，他们珍视并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他们是一个在人类进步中十分重要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强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肯定没有听说过阮西湖先生在《苏联民族问题激化的原因与教训》中讲的一个故事：苏联人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出身，其次才是国籍。有一位美国人到了苏联，当地居民问他是哪一个民族？这位美国人回答：‘我是美利坚人’。苏联人不满意他的回答，直到这位美国人回答出身于某一民族后，比如说是“爱尔兰人”，这位苏联人才满意。美国人对此很困惑，苏联人为什么不首先想到他是苏联人呢？美国人绝对想不到答案是斯大林。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依此概念，苏联在行政区划时按照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霍布斯鲍姆形象的把斯大林的“民族”概念称之为“判断民族国家的一套标准”。
斯大林得此概念的原因是他想当然的认为“民族”是一国内部各个部落体系的延续，无视“民族”概念不是俄罗斯的原创，而是由“nation”演化而来，带有国族性质的事实。
潘蛟教授在《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中论述：英文“nation”由拉丁文“natio”演化而来，“natio”原义为“种族”(race)、“种”(breed)、出身或血缘纽带；13世纪晚期的英语中,nation一词已普遍使用,但当时所指仍是种族群体或血缘纽带；16世纪早期,nation一词的用法在英国发生了历史意义的转变，开始被用来指称国家的“人民”(people),变成了人民的同义词，即“民族=人民”；随着“人民主权”、“大众即国家”信念的蔓延以及共和政体的兴起，17世纪晚期开始用nation来指一个国家，即“民族=国家”，19世纪的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建国运动，nation又成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出现了“民族=国家=人民”这道等式。
“民族”这个词也不是我们的原创，是梁启超等人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汉族”一词也一样，据韩景春、李毅夫两位研究，“汉族”一词最早出现在驻日外交官黄遵宪年写的《驳革命书》中。
中国古人没有“名称+族”称谓群体的习惯，而是夏朝称夏人，商朝称商人，周朝称周人，秦统六国后则有了秦人，汉灭秦改称汉人。由于汉王朝长达多年，国势强盛，汉人这个名称才逐渐成了中原一带居民的称呼。外来进入中原的统治阶级为防止出现血亲集团搞分裂，就刻意淡化人与人之间血亲联系，主要依据政治身份与地域关系来划分人群，元朝时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清朝时“汉人”泛指前明朝统治地区的所有人口，而其政策则是不分满汉，分旗民，把旗人以外的人视为民人。可见，汉人的划分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历史上压根没有汉族这一血亲部族。
王珂先生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中指出，“nation”在日本中被译成“国民”与“民族”这样两个单词，反映了当时日本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不觉别扭地从日文中主动接受“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日、汉字相同，而且也因为面对满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早期产生过“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
但是，近代日本从政府到学者为达到分裂中国目的，一开始就阴谋使用“民族”的概念。马戎先生在《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里讲“日本人绝不使用‘支那人’来称呼蒙古人、满人、藏人等，刻意地把‘中国’的范围仅限于汉人地区，甚至提出了一个‘中国本部’的概念，为其分裂中国埋下伏笔。而由日文直接译成汉字的“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等提法，也由中国留学生在学习现代文化和理念时‘囫囵吞枣’式地直接引入中国，充斥在当时的中文出版物中，由此而造成中国人认识‘民族’一词含义的思想混乱，并沿袭至今。”
最早认识到日本人险恶用心的可能是傅斯年。年，顾颉刚创办的《边疆周刊》，以“民族”名义来论述中国边疆历史，引起傅斯年极大忧虑。傅寄信顾颉刚称：“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招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顾颉刚遂抱病写成《中华民族是一个》，正文前刻意阐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该文受到费孝通、翦伯赞等人质疑。费孝通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指出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翦伯赞认为，要在各民族间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平等关系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
两种观点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傅斯年、顾颉刚是从群体的国族属性来解释；费孝通、翦伯赞则从群体的历史、文化属性来解释。
但费、翦二人坚持认为“什么时候名词能分化一个团体？”，认为不需要用不同的名词来区分团体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他们压根没想到名词的定义作为理论原理的出发点具有难以回避的指示作用，二老的文化的观点再加上照搬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政策，被弱化国族属性的“民族”概念彻底成为我国民族学的基石，同时具有郝时远所称的两种含义“①狭义的民族，指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如中华民族。②广义的民族，指自然、历史形成的民族，如汉族、蒙古族、藏族等56个民族，其中人口规模相对汉族为少的民族通常称为少数民族。”
具有更大普遍性的国族成为了狭义，范围较小的族群却成为了广义，这可能是因为郝先生确立广义、狭义的标准是我们使用的频率，我们被要求填写你是什么民族的时候，不会让你填中华民族，而是填“汉族”、“回族”等等，长此以往，你自然就会和让美国人奇怪的苏联人一样了。
俄罗斯痛定思痛，在年发放新的公民身份证时，取消了从年起设置的“民族”栏，完全抛弃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我们的民族学却仍死抱不丢，其恶果开始在此次香港事件中显现出来了。
一、没有正确的概念，就不会产生正确的理论和思想。
作为一个学者方志恒尚且创造“一个国家，两种民族主义”的错误命题，普通人怎么会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认识？
就连李佳佳先生也把国族和种族混同起来了，在文章的结尾，他痛心的写道：“这种导致狭隘与仇恨的种族中心主义，不幸地在两边同时蔓延燃烧，尽管悲哀的是，原本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大家都属于同一个种族”。种族是指人的体质特点，其本身是没有政治属性的。
另外，他提到的“种族中心主义”其实是“族群中心主义”，在美国被叫做“ethnicgroup”，格莱泽和莫尼汉在《民族与民族研究》中称之为“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也是困扰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二、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就不知道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
我们借用张凯峰先生在《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发展研究》中提出来的四条增强民族认同措施来衡量一下香港：
1.国民教育。香港的“通识教育”系列书中用反华政治漫画作教学材料，用大量篇幅鼓吹“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内地形象。要知道从年开始，“通识教育”被列入香港高考必考科目啊！这样的教材怎么能让学生通过学习建立起民族自豪感？
2.体育比赛。香港是作为独立成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就我们是在同一个政权下分出两支队伍参赛，韩国和朝鲜是两个政权，美国名下多出的两个是海外殖民地美属维尔京群岛和美属萨摩亚。你可以设想一下当香港队和我们比赛的情况，怎么加油？心情如何？口号怎么喊？
3.节日庆典，我不知道香港人放假是否具有民族特点，是否和我们一样，不知道他们十一和七一是怎么过的，是否给为国牺牲的先烈们举行祭礼来激发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感？
4.博物馆和商品展览会。博物馆是一种供人们构想民族认同的文化设施，“是一个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商品展览会虽说主要是为了宣传、推销国货产品，但你可以想象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的集于一堂，不就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地图吗？这实际上是将民众的消费行为变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活动，将民族和国家认同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香港做的如何呢？
我想再增加一条——服兵役。服兵役是中国公民的一项重要义务，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香港人服兵役？公民制度其实是从兵役制发展起来的，因为部落间、或者城邦间的战争需要扩军，外来人和底层民众才得以进入军队，有机会获得公民权利。古罗马就规定外国人加入军队可以取得罗马的公民资格。
兵役，意味着将生命直接托付给了国家，是联系个人与国家最强有力的形式。当你或者你的亲人进入军队，迫使你主动的去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怎么样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助力白斑圆梦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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