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人一样，在正式入门之前，我对人类学有着无数浪漫的幻想，认为它结合了脚下的土地和诗意的远方。那时的我曾以研究非洲的人类学者的口吻致信未来的爱人：“你是我倾尽一生热情与爱恋的迷人异域土地。我的手指熟悉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正如我用画笔可以轻松勾勒所研究部落图腾的微妙轮廓。我迷恋你身体熟悉的味道，正如我醉心于非洲村落里夹杂草木香气的炊烟袅袅。我虔诚亲吻你的每一寸肌肤，正如我在挚爱的红色土地上一步一叩地朝圣。让我长眠于此，与你相拥而睡，在烈日下呼吸扬起的红尘，在风雨里摩挲湿润的泥土。”面对如此情真意切，看客大约在感慨这位莫须有先生的性福生活同时，也体会到我作为一个尚未入门的人类学爱好者对该学科的无限憧憬与热爱。
一个人类学学徒眼中的人类学在牛津大学读了一年社会人类学研究生课程，信里的爱人依旧不见踪影，对这个学科的浪漫幻想化作枕书而眠时的梦呓和挑灯夜战时的叹息。田野调查的地点和内容倒是颇具讽刺意味地与情书内容遥相呼应，24岁的我来到位于西非黄金海岸的加纳，通过在首都阿克拉附近的一家草根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走访学校及其周边社区，调查当地公立中学青春期性教育状况和当地人避孕和预防艾滋病方面的知识，把现代青春期性教育与西非传统成年礼作比较。 提起人类学关于性教育和成年礼的研究，就不得不提该领域的鼻祖玛格丽特·米德（MargrtMad）。年，24岁的美国人类学者米德只身前往萨摩亚岛，通过与当地青少年的交谈，写就名著《萨摩亚岛的成年》（ComingofAginSamoa）。书中的萨摩亚青少年没有美国同龄人在青春期的焦躁、压力与烦恼，他们在性生活高度自由的环境下尽享悠然自得的平静心绪。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青年时期如从源头逐渐汇聚的溪水穿过乱石急湍，引得水花飞溅。许多人认同这一比喻，认为青春期在任何文化里都理应是个激荡着荷尔蒙、叛逆与不安的过渡期。米德在萨摩亚岛上的发现，让人们认识到这一关于青春期的概括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从跨文化的比较视角来看，西方青少年的焦虑来源于充满竞争压力的教育体制和从儿童到成年时期的巨大社会角色转化。而萨摩亚岛上安然无重负的环境和正规教育的缺失，让当地青少年得以无忧无虑。米德的著作，颠覆了当时人们对青春期、对人性的传统认识，促使人们去审视教育与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印证了她的老师、美国文化人类学派创始人FranzBoas的否定遗传、强调文化的理论。《萨摩亚岛的成年》成为Boaz学派的奠基之作，可以说见证并促成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成年，也让年纪轻轻的米德成为人类学一代宗师。 米德去世后，另一位研究萨摩亚岛的人类学者弗里曼（Frman）于年出版的著作将米德在萨摩亚岛上的发现完全推翻。弗里曼采访了当年接受米德调查的当地人，发现他们当年对米德提供的有关当地的信息多是迎合她心意的撒谎与逗趣。米德之所以得出震惊学界的结论，纯粹因为轻信当地青少年的信口胡诹，不加深入验证就把谎言与玩笑当做如山铁证，基于不实信息写就名著一部，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据弗里曼的研究，萨摩亚岛上青少年并没有米德笔下那般悠然自在，性生活也绝没有米德描绘的那般开放。弗里曼擂响战鼓之后，大批学者前赴后继地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从各个角度审视、批判米德和弗里曼的论点。事实证明，弗里曼笔下的萨摩亚也只是基于他所见所闻的片面描述。虽然和米德相比，精通当地语并经历了当地男性成年礼的弗里曼在某些方面更有发言权，但米德与弗里曼做研究的时代背景不同，在社会文化飞速变化的几十年里，弗里曼并不能用自己的田野调查结果完全替代或反驳米德的研究。而作为年轻的女性研究者，米德在接近女性、了解私密话题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弗里曼作为男性研究者，未能接触到米德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又通过男性受访者获得截然不同的信息，这从某种程度上大概可以解释两人为何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两人的针锋相对以及其后不计其数的考证与讨论大概组成了人类学史上最激烈也最著名的一次争论。 争论引发的，实际上是人类学者的主观视角如何塑造读者对其笔下社会文化的认识。通常人们认为，人类学者通过在世界某个荒凉角落的艰苦漫长田野调查,基于对该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写就民族志，足可概括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历史脉络、风土人情。我们看到人类学大学者所写的一本本关于非洲、大洋洲某部落的引人入胜的细致描绘，以为借着人类学之眼，就可以把握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的脉搏，俯瞰那个遥远世界的全景。而实际上，人类学者笔下的文化社会仅仅基于自己在当地的所见所闻，而在当地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又与调查者年龄、性别、种族、性格、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艰险的田野调查难以复制，作者的体验独一无二，读者自然而然把人类学者关于某地的描述当做权威和客观事实，而不去追究各种个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学者的视角，限制了他们对当地情况的了解。 其实人类学者对当地的描述，无异于盲人摸象。以田野调查为灵魂与核心的人类学者决心要靠双手摸索得到这头大象的三维图像，绝大多数时候却花费于寻找大象的过程，在漫漫田野孤独而茫然地蹒跚而行，耐心祈祷下一次与大象的近距离接触。而大象则逍遥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毫不理会远方那个因长期等待而衣衫褴褛的盲学者的绝望。 人类学入门以前，我最喜欢的作品无一不是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勾勒出世外桃源之景和动人心魄世界观。入门以后，那些优美的作品依然动人，不过我开始更加 人类学历史上第一个暴露出自己在田野调查时的喜怒哀乐的“盲人”是英国社会人类学鼻祖马林诺夫斯基。马氏在他生前出版的民族志里充满对研究地区和人民深情款款的描写。然而在马氏死后，他的日记整理出版震惊了人类学界，日记里的马氏揭下权威的面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个把太平洋Trobriand岛民称为“黑鬼”、时时妄自尊大的种族歧视者，且因久不得露水姻缘浇灌而有些百无聊赖、气急败坏。 与之类似的是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祖师爷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他以优美的语言讲述非洲努尔人与西方不同的时间观，成为人类学经典篇章。然而读了他《努尔人》一书（ThNur）的前言才发现，他的田野调查里充斥着下文这样令人沮丧的对话，彻底击垮即便最耐心人类学者（E代表埃文斯.普理查德，C代表一位名叫Cuol努尔当地一受访者）。E:你是谁？C:我是人。E:你叫什么名字？C:你想知道我叫什么吗？E:想。C:想知道我叫什么吗？E:想，你到这儿来看我，我想知道你是谁。C:好吧，我是Cuol，你叫什么？E：我叫普理查德。C：你爸叫什么？E:我爸也叫普理查德。C:不，这不可能。你不可能跟你爸叫同一个名字。E:这是我们世系的名字。你们世系的名字是什么？C:你想知道我们世系的名字吗？E:想。C:我如果告诉你了，你会拿它怎么样？你会把它带回你的国家吗？E:我不想拿它怎么样。我只是想知道，因为我住在你这儿。C:好吧，我们叫Lou。E:我问的不是你们的部落名。我知道你们部落叫什么。我问你们世系的名字叫什么?C:那你为什么要知道我们世系的名字呀？E:我不想知道了。C:那你干嘛要问呀？给我来点烟草。 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的，不止是努尔人。每个讲到自己田野调查经历的教授强调的从不是对远方的诗情画意的怀想，而是对当地人拒绝接纳的痛苦回忆。大概是经年累月的田野调查磨出好心态好脾气，漫长而绝望的等待在他们口中都成为引人入胜的段子。教我西非研究的一个老师在读博期间在某部落住到第四个月，无论问当地人什么问题，对方的答复都是：“这是个秘密！”这位绝望的研究者几乎哭着写信给导师，说博士读不下去了，因为当地人视一切为秘密，深入调查毫无可能。导师回信说，你了解到这个，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类学者都说，田野调查中大概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是真正用来获取有用信息的，其余时间都为让当地人开口而绞尽脑汁，还要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看过《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ThInnocntAnthropologist:NotsfromaMudHut）的读者，想起作者英国人类学者奈杰尔·巴利在当地田野调查时遇到的种种窘境时，大概依旧要捧腹大笑。几年前我就读过这本书，虽然笑得合不拢嘴，但当时只觉作者以娱乐观众为目的，把人类学者戏说得太轻浮。自己从加纳田野调查回来重读此书，几乎以每看一页大笑一阵的频率翻完了这本二百页的书，一些章节因为特别感同身受，几乎是笑出了泪花。这本书里接连不断的睿智幽默段子给许多人类学的门外汉带来无尽欢乐。此刻重读此书，才意识到读者的快乐是要建立在巴利怎样的痛苦和无奈之上。田野调查的个中滋味，大约只有经历了走进田野这场成年礼的人类学学徒才能体会吧。
人类学学徒的成年礼为调查性教育而走进加纳，我才对人类学者关于田野工作的苦涩叙述有了共鸣。与众多人类学者被拒绝接纳的境遇完全相反的是，刚到加纳，我就对当地男性的热情感到惊愕。走出机场的一刻正值世界杯小组赛，加纳刚刚以一粒进球将比分扳平，机场外通过大屏幕看转播的人潮欢声雷动，一个当地男人向我冲来，热情一抱，我不知所措之际，又觉脸颊上被留下一吻。这个见面礼至今想起让人惊魂未定。田野调查时，无论走到哪里，当地男人都向我投以炽热的目光。中学里的男孩子对我指指点点，就连八九岁的小男孩有时也在我身后嚷嚷着要娶我。每次在村落里的调查，男性受访者总是更加配合，很多主动要求接受采访，回答完问题总不忘要电话。在加纳短短六个礼拜，我被要电话的次数超过以往的总和，更是接到数不清的求婚。开始几天还为激增的追求者数量沾沾自喜，后来才意识到，这完全是当地媒体的误导和糟糕的经济状况所致。 这个发现源于一次田野工作时的误打误撞。在摇摇欲坠的木板房之间穿行许久，突然看到一座砖砌的平房，上面悬挂游戏中心的匾额。终于得以在这个村落与现代文明的交接点坐下来歇歇脚，我异常兴奋，又想到来打游戏的一定都是愿意接受采访的有闲男青年，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去。掀开门帘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地方。窗户紧闭、十平米见方的游戏厅里没有开灯，唯一明亮的，是前方几个电视屏幕，屏幕上金发碧眼、丰乳肥臀的妙龄裸女频频闪烁，两个二十出头模样的男青年正吃吃地盯着屏幕。他们如此聚精会神，以至于一开始并未意识到闯进来的我。后来我才知道，当地游戏厅在打游戏的空档期总是播放从国外引进的黄色内容，而游戏厅是当地男青年最常光顾的休闲娱乐场所。我打断两人，尴尬地解释了调查目的。在当地游戏厅里做关于性教育的调查实在最难忘的田野调查体验：我正前方是电视屏幕，一抬头看到的便是性感裸女挑逗的眼神和深深的乳沟；两人分坐我两旁，一边回答问题，一边用带有穿透性的目光对我上下打量。我硬着头皮尽可能集中注意力低头看问卷问问题，而余光所及全是炽热的欲火。我问他们从哪里获得关于性教育的知识，两人纷纷表示，只能从学校学到，我一边无奈地答应着，一边勾上“其他选项”，旁边写上“电子游戏厅”几个大字。当地人面对苍白无力的调查问卷能说几句实话，可见一斑。 在加纳，所有外国人不论种族都被归类为白人，统称Obruni。当地开放程度有限，绝大多数当地人与外国人的邂逅仅限于媒体构建的虚拟世界。无论是从西方引进加纳的电影中，还是游戏厅挑逗的黄色画面里，外国女人都被描绘成性工具。当加纳男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外国女性的时候，自然而然只能联想到性，因为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并没有给他们其他选项。与此同时，面对每日的贫困和贪腐的政府，几乎所有人都梦想着有朝一日移民外国，过上更好的生活。靠嫁娶外国人移民，显然是发家致富的捷径。舆论和经济两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我在田野工作时总被各种适婚年龄男村民包围。 这时候，衣衫褴褛、风尘仆仆的人类学者的田野策略似乎不太适用。我回忆起我国古代村民对美女罗敷的态度，意识到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居民一样，加纳当地人一定不想和模样猥琐、面露绝望的人类学者聊天，而都愿意跟“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美女搭讪。虽然没有罗敷的姿色，但只要掌握好游戏规则，穿长裙戴耳环梳妆打扮一番，配上甜美的全天候微笑，调查推进势如破竹。依此法，我一天开足马力可以做四十多份问卷。NGO老板说在我之前最高纪录是三十份出头，然后感叹中国人真是勤劳勇敢。我扑哧一笑，心里琢磨着到底要不要跟他摊牌呢。 男性受访者的过分热情虽然严重影响了调查进度，他们为了献殷情而在答问题时夸大其词也给调查的可信度打了问号，但说实话，作为一个没有田野经验的人类学学徒，我对当地人寄予我调查的支持与配合实在心存感激。记得自己第一次壮着胆子用法语做调查时，因为事先准备工作不充足，结巴得一塌糊涂，而受访者则用充满爱怜的目光看着我，耐心地听我用蹩脚的外语把三十五个问题问完。坚持到最后还没一走了之，是多么深厚的中非情谊。与适婚男性受访者的过分热情相对的，是其他受访人群的沉默与谎言。作为一个英语流利的中国研究者，我被视作在西方世界接受良好教育的中国富婆。调查过程中，很多人非要我留下买路财或者至少一点糖果之类的小恩小惠，才不至于只给我个白眼。另有一些女中学生以可疑的热情协助我在村落里做调查，边走边把我身上的穿戴夸了个遍。这些懂事的少女在回答我问题时，总是先揣度一番我的心思，再做出一个她们认为我想要的答复。另一种谎言更直接却更让人啼笑皆非：明显已经三十多岁的女村民常常告诉我，自己今年十六岁——不要问女人的年龄，这果然是全球适用的金科玉律。问其他问题呢，她们或者谈性变色，对我敬而远之；或者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 当地人普遍起得特别早。为和当地人生活节奏接轨，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门去做田野调查。有时顶着疲惫的哈欠在一路颠簸后到达目的地，却连连碰壁，免不了火冒三丈、垂头丧气。记得某一天走到半路下起雨，我穿着雨衣却仍被淋得半湿，在村落泥泞的土路上走了许久，总算找到一家开门的店铺。我面对店主例行公事地开口介绍：“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当地人对性教育的看法和知识水平。”当地妇女立刻冲我翻了个白眼，然后摆摆手。在泥泞里艰难地连访几家，都是如此。疲倦加上愤怒，让我忍不住哭起来。好在雨水和着泪水从面颊簌簌而下，谁也看不出我的眼泪。买一个大面包当午饭，一边干嚼一边沮丧地坐在店家搭的棚子里，盯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雨发呆。见一个戴着头巾的当地妇女念念有词地从我身边经过时，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正值穆斯林斋月。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间里，穆斯林都不可妄语谈性。一听到我自我介绍里的“性”字，所有穆斯林信众自然视我如瘟疫般不可接触。 语言障碍是另一个大问题。由于准备时间紧迫，我并不会说当地语。加纳官方语言虽为英语，但中学生的英语水平很低，提问时句式稍一复杂就听不懂了。技术性问题也是田野调查的一大障碍。加纳总是停电，原因不是缺电，而是政府为渔利而将电卖给邻国，让本国百姓饱受缺电之苦。大约每两天就会迎来一个漆黑的夜晚，白天也间歇性停电，频繁程度超过夫妻吵架的频率。当地人据此断定总统和老婆关系不和，总电闸在总统房间，两人吵架一拍桌子，就又停电了。初到加纳时，托世界杯的福，政府不敢让球迷失望，凡有加纳出场的小组赛的夜晚，办公室都奇迹般地整晚不停电。由于办公设备老化，调查问卷复印居然成了每次出发前最费时的准备工作。大家摇旗呐喊之际，我感恩地冲到陈旧的复印机前，一张张缓慢地复印明天要用的问卷，双手合十祈祷它在完成使命之后再死机。 当然，离开田野，即将重返都市的营营碌碌时，人总在空虚驱使下重新解读当时的心情，重组关于过去的记忆。这时，对田野工作的描述就蒙上了浪漫色彩：“每天清早伴着窗外的鸡鸣和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广播起床，坐破旧颠簸的trotro公交车去做调查，坐在车上一边欣赏身边身着彩裙的丰满当地妇女的发辫、细腻的肌肤和身上椰子油的幽香，一边迎着一路飞扬的尘土大啃小贩卖的甘蔗。和当地人合坐一辆出租车，当地妇女放心地把孩子抱到陌生人怀里，完全信任地托对方把孩子送到学校。在学校里听老师讲课，和孩子们聊天，看一张张动人的笑脸。在当地市集走家串户调查当地人对青少年性教育的看法，渴了就请路边小贩挑一个多汁的椰子，喝饱了还给小贩，让他一刀劈开，好饱啖肥美的椰肉。午饭时手抓当地特有的酸面团蘸花生鱼汤，吃得满心陶醉。下午调查累了就跑到小书店里，读加纳文学作品，看当地出版物如何教青年人写情书，教女孩子做虔诚的道德主妇。傍晚坐车回来时常常对着风里摇曳的椰子树棕榈树发呆，晚上和志愿者一起谈笑，夜里在蝉声里整理调查记录。没有热水，时常停电，满是蚊虫，但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充实而有意义过，初来时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被融入当地人生活的快乐取代。”困难和浪漫，究竟哪个版本的叙述才更接近真实的田野工作呢？ 离开了加纳，拉着行李从伦敦西斯罗机场走出的一刻，被几栋高楼铮亮玻璃的反光晃得睁不开眼。回到牛津打开花洒、放出热水的一刹那，下意识地躲了一下。晚餐在学校食堂用刀叉吃高蛋白食品，突然感觉极不真切。和老朋友聊天时，像是时隔一年再聚首。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者。他以极高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十年。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我行走到另一个世界，像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踉跄笨拙游走于曾经熟悉的文化，其实只离开了六个星期。 但是人类学田野工作却会阴险地让人成瘾。在牛津的图书馆看书写论文时，恍惚间觉得自己又回到调查走访的加纳村落里，仿佛自己从未离开。发呆时，眼前常常浮现风雨里的远山树影，耳边常常回荡引人起舞的当地歌曲。最近上网时总是不由自主地点击与加纳相关的新闻与工作链接，鼠标那头，是当年情书里迷人的异域土地，是见证人类学学徒成年的第二故乡。
还原真实的西非性观念大家或许羞于承认，不过提起非洲，很多人会将之与性联系在一起。气候或地理决定论者认为长在寒冷地区的人勤劳而智慧，长在热带地区的人懒惰而淫荡，赤道横贯的非洲大陆在人们的想象里成为淫欲之乡。生理决定论者将男性阴茎尺寸与性欲多寡混为一谈，断定非洲人性欲旺盛。近年来又因非洲艾滋病广泛传播，不知情者自然认定当地人普遍滥交。我一开始也抱着坊间流传的观点，以为加纳人性观念高度开放，加上有传统社会成年礼上传授性知识的基础，当代学校性教育一定很好开展。然而调研后却发现，当地情况与我的预期大相径庭。与我们印象里的淫荡纵欲相反，绝大多数当地人严格遵循婚前守贞，在未成年子女面前对性只字不提，且极度缺乏有关艾滋病和避孕手段的知识。 这样的性观念现状与加纳性教育的历史有关。殖民以前的加纳传统社会，父母在性教育方面对未成年子女缄口不言，只有在标志子女成年的仪式上才传授一些基本知识。然而仪式的主要目的并非性知识的传授，而是对男女社会角色的培训，目的是让经过成年礼的青年立刻承担起婚育职责。举个例子，加纳Krobos族的女孩子在月经初潮之后要经历成年礼才能成为合格的新娘，其中有一个奇怪的测试，母亲给女儿剥一个熟鸡蛋，少女必须一口将其吞下，而不可以把蛋咬破。口腔象征产道和子宫，熟鸡蛋象征腹中的胎儿，如果咬碎鸡蛋就意味着胎儿不能存活，说明这个女孩还尚未获得完全的生育能力，要等来年通过这一测试后才被认为是真正成年，拥有结婚、生育的资格。由此可见成年礼主要是培养适婚性，性在此过程中依然被高度神秘化。殖民时期，教育系统由基督教教会控制，强调守贞与禁欲，在加纳传统社会对性根深蒂固的忌讳基础上，又添道德层面的禁律。殖民统治结束后，国家为了强化国民身份认同，重新重视加纳传统文化，在课本里出现大量相关介绍。而类似介绍Krobos族传统成年礼的内容占据性教育的大量版面，真正的性教育内容不仅被压缩到最少，且犹抱琵琶半遮面。从基督教会手里接手的当代加纳教育体系依然强调通过守贞与禁欲来避孕并预防性病。近年来艾滋病盛行，交易性行为攀升，但学校认为教得太具体，容易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尝试行为，因此在学校性教育中对如何避孕，特别是使用安全套依旧几乎绝口不提。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去学校做调查的情景。倒了两趟关不上车门的trotro小巴，又跟当地人合坐出租车在土路上颠了四十分钟后，我来到GaWst区唯一一所配有电脑室的公立中学。我递上邀请函和教育部批示，向教务长说明来意后，对方撇撇嘴说，这儿的学生根本不需要性教育，他们知道的可多了，都能教老师了。约好时间，第二天我到学校听一位有20年从教经验的老师讲社会课部分的性教育内容。我走进该校初一的教室。班里总共51名学生，坐前排的几个孩子看着还不到10岁，坐中后排的不少男生女生已完全是成年人模样——我后来看问卷调查才知道，初一这个班的年龄跨度是13岁到20岁。当天课堂讲述的是男女青春期的变化、青春期不负责任的行为（当地对“性行为”的避讳讲法）、守贞的好处、不守贞的坏处。老师反复强调，“青春期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导致怀孕、性病、辍学，好像几件事之间有直接因果联系似的。整堂课完全没有关于避孕的讨论，教室里却炸开了锅：用当地语直呼男女生殖器名称是大忌，而学校的性教育课用英文授课，孩子们根本听不进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完全沉浸在能用英语直呼男女生殖器名称的兴奋和喜悦之中，想方设法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响亮地说这两个词。男生特别活跃兴奋，回答问题积极踊跃；女生则绝大多数害羞地低着头，只有极少数敢举手回答问题。讲到守贞，老师开始提问：“有人能谈谈婚前守贞的好处吗？”几个学生像背课文一样先后回答问题，说守贞能够预防性病、防止怀孕、继续教育、获上帝认可。一个小男孩把手举得高高的，三分钟后，终于被叫到了。他站起来，骄傲地说：“守贞，让人自信，让社会接纳，让人尊敬。”老师听完，大喝一声“好！”让全班一起为这个同学鼓掌。由于教科书太贵，整个班里几乎没人有自己的书，只能在上课时用学校提供的教材，不能回家复习。学生上课只能依赖记得并不清楚的笔记和对课本的背诵来学习新知。 照理说，传授科学知识的当代性教育应该和西非传统社会的成年礼有很大差别。前者强调的是通过传授科学知识让人在性生活方面有选择的自由，后者强调的不是性知识的传授，而是传统传宗接代社会角色的继承。而从课堂的实际情况看，当代加纳性教育更像是传统成年礼的翻版：对婚前守贞的一味强调，实际上把性行为与婚育紧密挂钩，这是强调传宗接代的社会责任的成年礼的翻版；性教育把性高度神秘化，这和传统西非社会年长者靠故弄玄虚、恪守秘密而控制青年的做法如出一辙；贫困和教育资源匮乏导致知识传授方式又回归到传统社会长者口授、青年一代无从批判反思的境地，直接导致课堂上学生背课文一样的机械答复。用英文授课、讲科学知识，这是加纳性教育与成年礼相比的进步之处。然而课堂上用英语讨论生殖器带来的欣喜若狂，几乎耽误了其他更重要知识的传授。 从针对性上讲，加纳当代性教育甚至不如传统成年礼。加纳初中阶段并非义务教育，贫困的学生为了攒够学费，往往要工作一段时间再返校，这解释了为什么初一的学生有的是十三岁适龄入学，有的则已是成人。非洲传统成年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根据社会成员的年龄划分组别，每个年龄组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职责，接受不同的教育。当代加纳的中学班级则没有了传统年龄组之间泾渭分明，青春期刚刚启动的孩童与已具有成熟生育能力的成年人，在性教育上明显有不同的需求，然而受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必须同处一室，接受少得可怜的性教育。性别方面也类似——传统成年礼分开男女，以培养两性不同的社会职责。而当代加纳则男女同上一堂性教育课，男生主导，女生沉默，老师的注意力几乎全放在男生身上，忽视女生的困惑。受加纳传统男尊女卑观念影响以及学校教育资源在性别上的分配不均，女生的学习能力弱于同龄男生。在学校分发调查问卷时我就发现，几乎相同的调查问卷，男生用半小时左右就可完成，而女生因为阅读速度慢，要近四十五分钟才能填完。女性由于生理构造，在性生活方面处被动状态，在自我保护、避孕手段方面按理说比男性有更多需要，而学校缺乏性别针对性的性教育把女生放在一个更加被动而脆弱的境地。 上文描述的这一小时的社会课，加上科学课上关于男女生殖系统的介绍，以及宗教课上对守贞的再次强调，就构成了目前当地性教育的全部内容。课后，做完学生访谈，面对他们对避孕手段的一无所知，我实不能认同当地老师眼里学生在性知识方面的全知全能。听了一些学生们笃信的坊间流传甚广的观点后，更是头皮发麻：-要避孕，夫妻要避免在经期行房。-要堕胎，就喝白糖水混玻璃渣把肚里的孩子扎碎，或者用草药把孩子泡烂在肚子里。-艾滋病是巫术附体或者魔鬼附身。 这些对性的认识乍看令人匪夷所思，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放在加纳的文化背景和本地逻辑里考察，则发现它们合情合理。 要解释当地人为何通过避免在经期行房避孕，首先要了解西方社会与西非传统社会对“人”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西方概念里的人是独立的个体，从出生的一刻起就是完整的人。而在西非很多传统文化中，人是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孩子出世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需要通过生养这个孩子的父母、亲朋等各种社会关系将他抚育。而这些社会关系是通过血、体液、食物这些物质的传递来体现的。西非不少传统社会认为孩子是父亲之精与母亲之血结合而成。而经血充沛的经期自然被认为是最易受孕的时期。在科学的性教育严重匮乏、民众普遍不知排卵、月经究竟为何物的情况下，当地人依靠从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观念生活，通过经期不行房来避孕，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解释为什么喝玻璃渣或者草药堕胎，要到加纳教科书和当地人对性的态度里找答案。当地人坚信，性教育如果介绍得太具体，会导致青少年过分好奇的尝试，因此课本上虽然有生殖系统示意图，但图片却无比模糊，各个器官混作一团，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子宫，哪个是肠子，哪个是胃。因为资金短缺，学校里也没有与教材配套的清晰的人体器官挂图。正是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学生分不清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误以为送到胃里的玻璃渣能扎碎子宫里的胎儿。至于坚信当地草药可以堕胎，这与当地非洲传统医学的盛行紧密相连。与西医相比，当地草药更加廉价，自然更受青睐。采用这些操作简易的地下手段堕胎，医院，这也和当地宗教对堕胎的抵制和男权社会里女性对自己身体缺乏自主权息息相关。 至于为什么当地人认为艾滋病是魔鬼附身，打开电视就找到了答案。基督教五旬节教派近几年在西非许多国家空前盛行，在加纳电视上的宣传铺天盖地。根据宣传，人们的所有病痛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不顺都可以用魔鬼附身形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在我看来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电视剧，被魔鬼附身的女主角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到厨房盛饭时，口中喷出一道电光，把邪物转移到饭菜里，朋友吃完，四周妖风四起、黑云升腾，象征其正式被魔鬼附身，特技水平与我国九十年代初的《西游记》持平。当我问当地成人和孩子怎么看这类电视剧时，他们表示这些根本不是魔幻或虚构，就是现实。电视台每天现场直播当地五旬节教会如何靠几滴圣水把一个个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的“魔鬼附身者”恢复正常的节目，这在笃信宗教驱魔力量的当地人看来毫不奇怪。至于巫术附体，非洲过去把许多不幸都用巫术来解释，人们过去把殖民者带来的灾难解释成巫术，如今人们艾滋病带来的社会灾难也是巫术。由于政府大力宣传，当地人都知道艾滋病是病毒造成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信艾滋病的其他属性。而正是这些其他属性，造成当地人对艾滋病的极度恐惧和对感染者的严重歧视。 传统与科学在这里平行存在，全然不同的历史、信仰、知识体系和世界观，塑造了在我们看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性观念。我带着旁观者对非洲性观念的误解来到加纳，试图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了解文化传统，走进这个未知国度的思维逻辑，将魔幻怪诞的现实转化成合情合理的阐释。然而田野工作中时时处处遇到的世界观的隔阂，比起语言障碍更难克服。我不能超脱于自己微薄的人生阅历和狭窄的世界观，对异域土地上的性观念做更详尽的解释，也不能超越所接触的当地人有选择性提供的信息，触摸更广袤的现实。真正“还原”当地性观念是人类学学徒的梦想与奢望。或许一如米德轻信当地青少年的“信口胡诹”写就名著的经历，这篇试图探索加纳性观念的学徒之作只是那片遥远迷人的异域土地上的人们与我开的一个小小玩笑。
原刊载于《新知》杂志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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