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一反人类学的理论化和严肃面孔，把人类学考察和考察者的生活细节交织在一起，既充满生命的质感，同时，又把考察对象纳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体系之中。或者把自己的种种行径嵌入到考察对象的生活之中，幽默、诙谐，更重要的是在其中体会出一种平等。被考察者不再是遥远的原始人和野蛮人，而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世界之中的邻居，和我们一样，有爱有痛，有令人困惑的群体习性，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美感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书中没有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分，因为作者不再是猎奇，不再把他们作为已经消逝了的、过去的生命和世界来写，而是以一种同在的视角和情感去理解所谓“原始部落”的生活和习俗。
学术著作也同样可以写得活泼、引人入胜，并且，它还不只是技巧的问题，这种方式本身亦是作者世界观的问题。
人类学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很早以前就有评论说人类学像旅游写作。不少人将人类学视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个人调查生活。然而人类学家对人类学进行反思、批评，特别是自揭其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的“丑行劣迹”，却无异于一声炸雷，炸倒了一些人，更炸醒了一大批人。如果说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这场“人类学反思运动”的先驱者，那么他的田野日记《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无疑是抛出的第一枚炸弹。在马氏之后，此类炸弹可谓是接二连三。其中，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博士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姊妹篇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反思著作之一。《天真的人类学家》一经出版,便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奈吉尔·巴利，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长。在人类学界影响甚大，被誉为“人类学界的卓别林”。《天真》真实有趣、客观翔实地记叙了巴利这个“天真”的人类学家年至年间两度进入非洲喀麦隆某个不知名村落，对多瓦悠部落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其独特之处在于本书以一种学术作品罕见的软性触角，以一种英式幽默风趣的笔调彻底摧毁了田野工作的美丽幻想。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JonathanStock教授认为，《天真》在英国人类学界，算是第一波将人类学视为一种重视人性成长觉醒的人类科学及文学作品。《天真》没有佶牙聱口的学术用语，晦涩难懂的人类学理论，它通俗易懂，既幽默诙谐，又辛辣悲哀。对于所有身在田野、或正准备进入田野的人，巴利在田野中的困顿、反省与体会，都将有助于掀开田野研究的神秘帷幕，摘掉学术理论的虚无光环。
二《天真的人类学家》的“天真”
不可否认，《天真的人类学家》这一书名，确实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极大地刺激人们阅读的兴趣，我想这也许是《天真》姊妹篇能够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巴利为何要将他在非洲丛林的田野民族志取名为《天真》天真的意义除了我们通常的理解之义，有无特殊含义？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性的对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模式的深刻挑战，在人类学学科内部出现了一股学术反思的潮流。被视为人类学的生命线和中心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和写作，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和批评。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翅膀，格尔兹(C.Geertz)曾经这样描述民族志在人类学的特殊地位：如果你想要理解一门科学是什么，首先你不应该看它的理论和发现，当然也不是看人类学家说它什么，你应该看它的从事者在做什么。就社会人类学家而言，这些从事者所做的，就是民族志。自人类学诞生以来，民族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并产生了诸多种类。因此，在这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人类学大讨论中，民族志成了讨论的中心，前有赛伊德的《东方学》(),后有《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成为这场世纪论争的焦点。特别是后者,它以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曼对著名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的萨摩亚人研究的挑战和攻击，影响更为深远。人类学及其传统民族志表述开始出现危机，欧美人类学家纷纷开始反思和总结，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
《天真》姊妹篇正是这个实验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的实验民族志作品。正如《天真》的书名所示，巴利试图以非洲丛林的民族志，诠释出天真一词的全部意涵：既突出人类学家在研究中“无知”、幼稚和头脑简单的一面，显示出人类学在表述方面的脆弱性；同时又彰显出人类学家真实、真诚的另一面，表明了人类学学科的严肃性。这就是巴利之所以将其非洲丛林的两部田野民族志统称为《天真》的缘由所在。《天真》的“天真”，表现于巴利自揭家丑，坦承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尴尬境遇。在《天真之重返多瓦悠兰》中，巴利用诙谐的语言描述了人类学家在田野地点的不受欢迎。“所有茅屋都大门紧闭，用草垫挡住大门，阻挡放荡山羊、好奇小孩，以及毫无疑问云游四海的人类学家入侵”。“不管到了哪个村落，人类学家都是讨厌鬼，总是以难堪问题骚扰无辜之人”。人类学家在与报导人讨价还价时“总是需要几分虚伪和精心盘算”。他如此写作，其目的在于展现田野工作的资料收集与记录过程，以便读者监督田野工作，及提高民族志的可信度。传统民族志事实上很少报道工作者在田野工作中实际看到的现时状态。田野工作的当时性与作者的学术家园之间存在一个鸿沟。田野工作者拥有媒介控制权和话语权，如果他们自己不将田野工作予以“曝光”，包括读者在内的他人是根本无法知其内情的。人类学家敢于自现“家丑”，接受读者的批评和监督，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真》尤其值得鼓励和提倡。巴利还勇敢地坦承他在田野中的“无知”。例如，他原以为切除乳房是尼加人的生命仪礼，后发现这仅是尼加人畸形遗传的结果，“而非我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荒谬之感迅速取代苦楚失望”，于是他坐在岩石上，为自己的天真想法而大笑了数分钟。人类学研究原本就是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动的过程，从“他者”到“我者”，再变成“我的”，这是一个爱与恨交织，痛苦的转变过程。所谓“爱之深，责之也苛”，就是这个道理。《天真》的取名，本身就可窥知巴利的良苦用心。
《天真》的“天真”，还在于巴利真实地描述了田野工作并非旅行般舒适和愉悦，而是充满了艰辛和无奈。在非洲喀麦隆的田野中，巴利遇到了走私啤酒的警察局长，老爱占便宜的酋长，抢搭顺风车的居民。他住的是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小草房，吃的是黑色恶臭的羊肉，喝的是富来女人撒了尿的牛奶。仅过海关的几个小时，他就被折磨得憔悴、疲累、沮丧。在田野地点，土著人的误解和敌意，对亲人、家乡的思念，未能完成任务的痛苦，疾病缠身的煎熬，更是让他百般无奈，寝食难安，度日如年。田野工作在异文化场域进行，语言、文化、环境等诸多不便，麻烦和烦恼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人类学者必须设法进入一个原本没有其社会位置的社群中生活，而且“生活”只是手段，真正目的在于“研究”。人类学者总是不断在主观与客观、知识与道德、情感之间求取平衡。其次,田野工作通常是跨越文化界线的，常常因为出于对异文化的“无知”而造成误会。例如，他在与多瓦悠人的酋长祖帝保饮酒时，犯了当地的咒语禁忌，导致气氛相当紧张。巴利经历并克服了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和“无知”，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的鲜活经历。
《天真》的“天真”，还表现在非洲土著居民的天真式的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上。多瓦悠人认为狩猎失败是因为有人没有节制性欲，具有布留尔所言“互渗律”的前逻辑思维的特征。他们有着独特且严明的分类体系和界限观念，生活在各式禁忌的网络中，如男人不可以汲水，女人不可以织布。
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不同，巴利并非表现对他所研究的非洲土著之歧视与嫌恶。相反，他发现土著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野蛮、愚昧，而是天真而纯朴，热情奔放，懂得如何与大自然和平共存,拥有文明世界少见的深刻生态智能。当巴利重返他曾居住了18个月的村子时，在田里耕作的人们飞奔来迎接，并馈赠小米啤酒、薯粉、鸡蛋等各式物品。瘸腿的老女人还拄着木棍一瘸亲切地抚摸着他……
何谓人类学？或许巴利的《天真》能给你一个答案：人类学就是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土著的天真所碰撞出来的知识。
三《天真的人类学家》的启示
巴利的《天真》既使人感到幽默诙谐，新颖生动，饶有趣味，又觉得在令人捧腹大笑的文字背后，隐含着的是对人类学的深邃反思。
1.注重田野工作过程，而不仅是 2.田野工作要求人类学家有求真务实的作风。人类学者以天真和“无知”的态度进入田野工作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天真的人类学家，首先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对田野对象“无知”但虚心的人，以一种开放的思想走进田野。把自己原来对它的了解排除在外，使自己像陌生人那样进入一个完全异样的环境中，这样可以消除先入为主的假设和偏见。就像一张白纸，却可以描出最美的图画。其次，天真的人类学家，还应该是真诚关心被研究者的人。早期民族志作者只一味表现自己对土著关怀，施予恩惠的一面，而未意识到自己的异文化知识其实是建立在西方优势的政治、经济的基础之上，更别说是参杂在其中的价值判断与主观认知。这种传统典范最主要的缺失，是无视于土著在现实生活情境的感受、适应与生存的智慧。
3.民族志应该超越狭隘的学科学术圈子，创造新的表述文体。20世纪中后期，针对人类学面临的表述危机，西方人类学界高扬“写文化”（WritingCulture）的旗帜，民族志的文学取向日益显现，《天真》就是一部融思想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在《天真》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客观真实的田野经过，并且时常为其生动活泼的文字而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在巴利的笔下，民族志中的田野过程不是干瘪瘪、枯燥无味的文字堆积，而是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刻画描写。《天真》似乎更像一本通俗的畅销书，引人入胜的游记小说，而非深奥古板、晦涩难懂的学术性作品。《天真》的热销和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其独特的表述和文体。《天真》的成功，无疑为人类学表述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
4.田野工作应该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在研究“他者”的同时也研究“自我”，田野作业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与传统民族志不同，《天真》所代表的实验民族志，体现出被研究者替人类学家说话，或者是人类学家在跟自己对立。费孝通先生就曾大力倡导人类学应该是“人的人类学”，“走向人民的人类学”，回到生活中去理解人。
因此，《天真》中的天真一词的真正含义,也许并不是其词源本义上的头脑简单、“幼稚”、“无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家并不天真，人类学也并不天真。如果硬要说天真的话，那至多也只是体现出人类学和人类学家的真心、真诚和真实。本文中标有引号的“天真”正是这个引伸意义的指代。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天真》并非没有缺点。实际上，类似于《天真》这类以反思为主题，并作为民族志写作主要内容的实验民族志，因为常常要花费太多篇幅描写自己的田野工作经历，并且极力渲染其情感，所以难免陷入哗众取宠，取悦读者境地。如果初期人类学并不等于盲目搜集奇风异俗，而是为了文化的自我反省，为了培育“文化的富饶性”的话，那么作为实验民族志，也不应该被人视为仅是哗众取宠的迎合人们胃口的田野游记，甚至沦落为哄人开心的另类笑料。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实验民族志仅是没完没了地对田野工作进行反省的话，那么人类学就成了一门仅仅是书写的学科，民族志也就会变成一种次等文体，使民族志失去作为异文化的知识所具有的创新和效应。这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如果真是这样，这种实验民族志不要也罢，这种天真不要也罢。再退一步，甚至十步百步千步来说，哪怕《天真》再完善无缺，它只能是反省人类学中的一阵清风，且只能是一阵微风，对于民族志这棵人类学的参天大树而言，这阵微风或许可以吹落树上的枯叶，但它难以撼动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牢固地位。因为民族志之于人类学，就像根之于树、源之于水的生死相随的关系，无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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