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全球治理和中国全球利益的扩展,太平洋岛国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那么,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目前现状如何,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前景如何？国外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对中国有何启示和借鉴？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际研究部主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岛国研究分会副会长陈晓晨。陈晓晨还兼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高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研究领域包括全球治理与太平洋岛国研究,主持多个国家部委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课题,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等,著有《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等。
一、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背景与整体概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对国内学界而言,太平洋岛国似乎还显得比较陌生,您能做一些简单介绍吗？
陈晓晨(以下简称陈)：对国内学界来说,太平洋岛国(又称“南太平洋岛国”“南太岛国”等,可简称“南太”)及其构成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又可称“南太平洋地区”)仍然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中国学界总体上对它了解还比较少。因此,首先要对这个研究对象有个大体认识。太平洋岛国地区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偏”——这是一个全部由岛国组成、地缘上偏远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社会演进独特,迄今为止,还远远谈不上充分了解,有不少问题领域的知识甚至可以说还是空白。
第二,“小”——这是个由小国组成的地区。太平洋岛国陆地面积仅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0.4%,总人口更是仅占全球的0.15%。“小而遥远”导致很多问题,包括国家实力有限、治理能力弱、国际博弈能力差等,还导致太平洋岛国研究(又称“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也可以简称“南太研究”)不容易受到重视。但是,“小”却并不等同于“简单”,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小而复杂”的地区,需要全面细致研究。
第三,“新”——这是全世界最晚被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地区。太平洋岛国虽国小民寡,但在联合国也是“一国一票”。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是给这些岛国带来巨大的“海洋红利”。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原则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共同塑造了今日的太平洋岛国地区。
王：国外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状况如何？
陈：目前,国外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主要力量还是西方,特别是欧、美、日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统称“澳新”)。即使对西方学界来说,南太平洋岛屿也是直到晚近才进入研究视野——在西方学术已经形成体系的时候,这个地区还保留有大量原始社会及其传统。在此背景下,人类学成为早期研究南太平洋岛屿的重要学科——至今仍然是整个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史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田野研究与融入式观察是重要研究方法,孕育了《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人的成长》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等一批人类学经典著作,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等人类学家。这些都是南太平洋岛屿人民对人类知识的重大贡献。这种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西方学界太平洋岛国研究持续到今天的总体基调,留下丰厚的学术史积淀。
年,南太平洋委员会(SPC)成立,宣告现代意义上的南太平洋地区形成,也可以被视为西方现代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起始。结合科学网(WOS)数据库,辅以引文空间软件(CiteSpace)的研究数据分析,可以将由此至今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侧重人文和社会科学)笼统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早期起步时期(—年)。这段时期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刚刚起步,尚未形成规模。在数据上,表现为以“南太平洋”或“太平洋岛屿”为题名(下同)的社会科学成果数量很少,而且并非每年都有。在非常有限的成果中,关于人口与公共卫生的研究最多,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方学界的学术兴趣重点,另一方面也折射了西方国家维持殖民统治或推动有序自治的政治需要。这一时期出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密歇根大学教授罗伊·拉帕波特(RoyRappaport)等人类学学者和《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分层》《献给祖先的猪》等人类学名著,反映出社会科学领域当时在经历由“点”到“面”的趋势。在地区政治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是长期从事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屿领地工作的澳大利亚外交官托马斯·弗莱(ThomasFry),他在《澳大利亚观察》(AustralianOutlook)创刊号首篇文章介绍了南太平洋委员会。当然,这还不是系统性的学术研究。
第二阶段：稳步上升阶段(—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南太平洋岛屿独立建国,整个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年,南太平洋论坛(SPF)成立；美苏冷战逐渐扩展到这个地区；纷纷独立后的太平洋岛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太平洋岛国研究稳步发展,在数据上体现为从年以后每年都有成果发表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研究内容上,有关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等领域的研究明显上升,与美国有关的研究更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研究主题之一。人类学依然发挥着基础学科作用,但更多结合了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代表作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康奈尔(JohnConnell)的《侨汇与农村发展：南太平洋的移民、依赖与不平等》。在地区政治领域,出现了最早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副教授理查德·赫尔(RichardHer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格里高利·弗莱(GregoryFry)分别基于其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研究。40多年来,两位学者一直活跃在太平洋岛国研究界,笔耕不辍,代表着这个领域的顶尖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末期,一大批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地缘政治成为重要研究主题,而且美国学者或美国智库驱动的研究激增,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期对太平洋岛国重视程度上升。国际太平洋岛国研究学术共同体初步建立。
第三阶段：调整阶段(—年)。冷战结束后,域外大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兴趣衰退,西方大国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投入有所减少,这直接体现在成果数量呈震荡走势,增速有所下滑,如年的期刊文章数量尚不及年。国家治理、全球化等成为这一时期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突出主题。在地区政治领域,地区安全合作成为一大主题,尤其是在“9??11”事件和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年,澳大利亚领导的旨在通过干涉恢复所罗门群岛正常秩序的地区援助所罗门群岛特派团(RAMSI)成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地区政治议题,得到广泛研究。
第四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年至今)。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尤其是年肇始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给太平洋岛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促使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出现新变化。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研究也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数据上体现为年以来成果数量激增。在研究内容上,气候变化及相关议题成为这一时期的最“热”的研究主题。在研究类型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愈发紧密结合,在数据上体现为“政策”作为关键词的比例显著提升。在地区政治领域,弗莱和赫尔仍然代表了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学者崛起,包括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乔安妮·沃莉丝(JoanneWallis)、新西兰梅西大学高级讲师安娜·波尔斯(AnnaPowles)等。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澳新学者还是逐渐崛起的太平洋岛国本土学者,都更加注重太平洋岛国自身的主体性。目前,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是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四个最主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下设东西方中心)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是最具影响力的四所高校。这是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目前的情况。
日本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自成体系,是澳新美英以外重要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大国。年以前日本的南太研究主要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战后,日本的南太研究逐渐恢复。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学界对太平洋岛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研究明显增多。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指示下,一个以日本权威智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ERC)董事长大来佐武郎为首、由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组成的智囊团“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组建起来,次年完成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报告,提出对环太平洋地区面向21世纪的一系列外交战略构想,地理范围主要是今天的亚太地区,但也涉及一些太平洋岛国。同年,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出版《南太平洋的现实与国际合作》报告。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NII)数据库收录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成果数量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后,成果数量有所下滑,但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日本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海洋研究实力强,包括渔业与海洋生物学、海底矿产、海洋法等领域,近年来在海洋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续进行研究。此外,日本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界在对外经济援助研究上非常下功夫,在方法上注重实证研究。各个时期的代表学者有长期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工作的松崎孝雄(MatsuzakiTakao)、上智大学教授矶崎博(IsozakiHiroji)、惠泉女学园大学教授上村英明(UemuraHideaki)、日本安全保障危机管理学会主任研究员和田大树(WadaDaiju)、大阪学院大学教授小林泉(KobayashiIzumi)等。
王：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陈：通过进行研究文献与学术史回顾,并辅以数据分析,可以将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经验概括为：基础研究先行、注重田野调查、政策需求推动、多个领域交叉、学术智库兼备、传承积累持续。具体包括：
第一,西方学界尤其是澳新美英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整体倾向是学科领域交叉多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能够维持平衡,但在时间轴上,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先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先于政策研究。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起步阶段就注重田野调查,获取“当地知识”。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西方中心主义”也大量存在,削弱了这种传统。但“立足南太”多少可以抑制“西方中心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尽管有时候这也导致一些研究走向了经验主义。
第三,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成果发表数量与太平洋岛国本身的变化过,政策需求对地区研究的推动并不仅仅体现在政策研究,而是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综合上。
第四,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主题既有延续性,又有时代性。例如,人口与健康是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的重点领域,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是整个地区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的重点。而热点问题如21世纪初的地区安全问题及当代的气候变化问题,都与这些基础性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形成交叉研究领域。
第五,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类别既有学术研究,也有智库研究,二者协同并进。美国和日本智库在因应具体问题、制定整体战略和推动学术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西方学者既有扎实的历史积累,又能跟踪最新的热点问题,既有学术能力,又有政策敏锐度,政策界、外交界与学术界之间也有“旋转门”和较为畅通的交流渠道。
第六,西方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在几十年时间里不断积累,西方研究界形成一批长时间扎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顶尖学者,产生了像弗莱和赫尔这样的公认的学术权威。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在继承已有知识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方法与视角,推动了学术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并延续下去。这些经验可以成为当前建设太平洋岛国地区国别研究的“他山之石”。
当然,中国学界与西方尤其是澳新美英学界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出发点有根本不同,因此研究路径也自然不尽相同。而且,西方学界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尚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经验研究有余、解释分析不足；还原主义有余、结构分析不足；西方视角有余、客观公正不足等。有理由相信,新兴的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既可以从西方学界汲取经验,也有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西方学界不足。
二、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王：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是如何兴起的？
陈：太平洋岛国研究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与西方相比,成规模、系统性的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整个20世纪,国内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成果很少,而且以知识介绍为主,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队伍,更谈不上形成学术共同体。当然,在零星的研究中,还是可以发现一点规律：这些研究受太平洋岛国所在地区形势及其与中国的关联度驱动。
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屿的研究第一次集中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步步侵华的同时,与西方列强围绕南太平洋岛屿的争夺趋向白热化,引起了胡道维、马存坤和王宗武等人的注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对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形势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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