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玛格丽特·米德看来，青春期并非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期，任何心理紧张都在来自文化条件。通过与萨摩亚的对比，米德指出了现代社会才是造成青春期各种问题的主因。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年12月16日-年11月15日)，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年逝世后随即获授总统自由勋章。
假如我们能够证明，青春期在女孩的生命中并非必然就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任何一个这样社会并且证明这一点——那么，美国青少年在青春期中出现的风暴和压力又该如何解释呢？第一，我们可以十分简单地说，两种文明中必然存在某种东西可以解释这一差异。如果两种不同环境中的同一过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就不能用过程本身来进行任何解释，因为两者的过程本身是同一的。但是，由于社会环境迥然不同，因而我们就得从那种社会环境本身寻找答案。那么，能够对这种区别进行解释的、那种存在于萨摩亚但不存在于美国，或存在于美国但不存在于萨摩亚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任何对此进行解释的企图都可能得出许多错误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缩小问题的范围，只考虑那些对青春期姑娘的生活产生不可替补的影响的萨摩亚人生活的种种侧面与对我们文明中正在发育的姑娘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有什么区别，那么，还是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的。
▲西萨摩亚的海边风景
这种区别产生于一种极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其间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萨摩亚人固有的特性，二是原始人类所固有的特性。
（1）萨摩亚的文化背景之所以能够使成长发育成为十分容易、十分简单的事情，究其原委，主要归结于在整个萨摩亚社会所充溢着的那种普遍的随和性。由于萨摩亚人能够以一种随和的态度对待人生，由于他们对任何冲突、任何过于强烈的情境都能顺利地回避，这就使萨摩亚文明不仅与美国文明，而且与绝大多数原始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管我们对这种态度如何惋惜，也不管我们对在这样一个简拙的社会中不会产生杰出的领袖以及伟大的艺术家这一事实会发出怎样的哀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因素在女子从童年到长大成人的毫无痛苦的过程中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个没有强烈感情撞击的地方，青春期的姑娘是不会受到任何过于强烈的心理折磨的。这里不存在任何灾难性的选择：既不像中世纪的欧洲，青年人若要对上帝尽忠，就必须永远抛弃现实世界；也不像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那样，要砍去自己的手指作为宗教祭品。所以，我们必须把萨摩亚人缺少深情厚爱这一情形作为所有解释的第一条，因为他们对那种情境早已习以为常，以致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他们人生态度中的基本成分。
（2）其次，在所有孤立的原始文明与许多不同于我们文明的现代文明之间，社会对每个人提供的选择往往大相径庭。我们的孩子一旦成人，就会发现有无数的选择在熠熠发光，把他们尚未适应的眼镜弄得眼花缭乱。在宗教方面，他们可以成为天主教徒、新教徒、基督教科学派教徒、唯灵论者、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甚至也可以对宗教不屑一顾。这对没有接触过异国影响的任何原始社会来讲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上帝，一种为人们接受的宗教实践；倘若一个人不信宗教，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比同胞们信得少些；他可以嘲弄、藐视宗教，但却没有任何新的教旨可以信仰。目前，马努阿群岛上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多元的西方文化，会造成价值体系的冲突，这是造成青春期叛逆的理由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了解为什么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的选择中没有遇到令人痛心的经历，我们就必须从那种轻视强烈感情的萨摩亚文明的气质中寻找答案；而若了解她们为什么没有产生冲突，我们则必须着眼于两种文明之间的区别，以期在这些区别中寻找答案：其中一种是简拙的、同族相居的原始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得如此缓慢，以致对每一代人来说，它都似乎是静止不变的；另一种则是形形色色、斑驳陆离的异族杂居的现代文明
然而，在萨摩亚儿童的早年环境中，很可能存在着某些有利于保持精神平衡的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总认为出生在优裕家庭环境中的孩子在各种情形中都能得到更好的机会；同理，我们可以设想，萨摩亚文化不仅在态度上对儿童更为温和，而且，整个文化都赋予他更好的准备，使他能够顺利地克服他所遭遇的各种困难。
这一假设被下列事实所证实，即萨摩亚儿童能够安然经过各种历程，丝毫不受损伤；而在我们的文明中，同样的经历却经常对个人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史充满着这样的情形，即后期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都可以追溯到某种在早期生活中与性或生死有关的感情动荡的经历。在萨摩亚，人们早在孩提时代就对这种经历习以为常，因而也绝不会产生任何灾难性的后果。在萨摩亚儿童的早年生活中，很可能存在着某些特别因素，这些因素为他们走完人生旅程而免受精神紊乱的折磨作好了十分充分的准备。
▲这本书曾风靡整个美国，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这部初版于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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