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与土著在一起
米德的田野手记
当青年处于某一成长阶段时，因为受理想主义和反叛思想的影响，会有一种复杂的、过渡性的心理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复杂”，可以理解为“依赖”和“反抗”的矛盾，而“过渡性”则可以理解为由“未成年”向一个成熟的、具有社会人角色的“成年人”转变的过程。
人类学家研究人的体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格的可塑性等等，但是对“青少年为何会出现‘青春期’这一概念”这一问题的研究确实困难的。从科学性的角度来讲，人类学家需要控制变量法，通过控制变量来了解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人类学家并无法准确地获悉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更无法知道这些因素有何具体影响，故而需要也只能深入一个完全迥异地文化之中，在较为简单的社会构成与较为触及的文明中掌握原始社会青年地成长过程。
作者玛格丽特·玛德因此选择了在有着数千年历史却与西方文明发展道路有着巨大差异的萨摩亚岛——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语言、环境让人类学家得以初步回答“使我们青春期骚动不安的是青春期本身还是西方文明”、”在不同的条件下青春期是否会呈现不同景象”这两个问题。
萨摩亚人会进行一些有着“仪式感”的集体活动，例如书中所提到的大规模种植面包树，可以体现萨摩亚人的团结、继承性，把一项“劳动”作为“活动”。
季玢的论文《“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中也有提到在中国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背景下，“集体劳动”作为一种“神圣的仪式化符号”。
“细读文本，我们还发现小说《锻炼锻炼》借“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通过对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命运的人性关怀，对正义臆造幻景进行了更深入的历史关照与理性反思。”（节选自季玢《“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中图分类号：I.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6--05）
两者对于集体劳动活动有着将其“仪式化”“神圣化”的共同点，但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中则是更加着墨于强调该民族的团结与平等性，该特质也读者对萨摩亚人有了“机会均等”的初印象。
书中提到对于新生儿的脐带，不同的性别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女生的脐带会被埋在树下，而男生的脐带则会呗抛入海中，抑或是埋入芋头地。女生的脐带被埋在树下，是父母对于女孩将来“勤勉持家”的期许。男生的脐带被抛入海中，埋入芋头地，是父母对于男孩未来“征服大海”、“勤劳耕耘”的期待。
中国从古至今都有着为新生儿举办的不同的习俗，为新生儿佩戴刻着“长命百岁”字样的“长命锁”、为孩子做“百日衣”......习俗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仅可以折射出当事人的生活习惯，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现象。书中处理脐带的方式虽然简单，却也饱含了萨摩亚人对孩子的祝福与期盼。
萨摩亚人抚养小孩的方式与大多数我们熟知的现代文明差异极大，年长的7、8岁孩子负责照顾更小的孩子，并且通过通过管教、约束年幼的孩子而实现自我约束，每个孩子的成长环境都是大抵相似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上顺然的状态。而书中描写的养育方式——不定时而是在在孩子胡闹时便喂奶、嚼烂番木瓜喂孩子、用桑皮土布布片沾果汁（椰子汁、甘蔗汁）、用野柑橘汁擦洗、用椰油将孩子身体擦得透亮，则体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一种取之于自然、顺之于自然的生活态度。
但是，萨摩亚人的成长模式也存在一定缺陷。男生在种植园采集、追逐时女生多承担照看小孩的责任，男生从而便拥有了比女生多许多的机会去磨砺、去相互合作，女生在照看小孩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强的个人责任感，却缺少合作的机会。14岁之后，她们可以从琐碎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但她们却不知如何打理一个“家”。
与西方大文明相比，萨摩亚人更不容易收到大环境的压迫，较为单一的生活准则让女孩间和男孩间的机会均等，在机会平等的成长背景下，萨摩亚的青年人不太可能会产生西方文明概念中的“青春期”。因此，《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尽管有着部分有失偏颇的内容——例如对于其生活的认识过于理想化，忽略了萨摩亚青年与父母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及其解决方式，但是它仍然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呼吁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方式。
我认为本书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作者米德是否有严格按照田野调查方法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完成该作品，其历史性意义在于，真正地走入与自己人生轨迹毫无相似之处的“他者”的生活中去，以他人之眼，观万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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