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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如何塑造美国的

来源:萨摩亚 时间:2018/7/8

这是《管理学人》的第一次推送,同名纸质期刊正在筹备中。

本文节选于“百年商业头条:从《纽约时报》窥见美国商业繁荣之路”,作者是哈佛商学院的南希·科恩教授。本文由湛庐出版社授权刊载。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商业已成为全球舞台上最强大的“角色”之一。企业组织几乎可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生活圈在何处、吃什么东西、呼吸怎样的空气、居住在怎样的地方、从事什么工作、怎样规划和使用我们的钱;它们决定着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离不开的技术、左右着我们喜欢或讨厌的娱乐活动、影响着我们对社会公平、对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看法。“美国人民最大的事(business)就是做生意(business)。”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柯立芝如是说。这句话点出了产业、金融和商业在决定美国国家面貌方面的新兴作用,80多年以后,美国人已经对这种重要性习以为常了。如今,不管对哪个行业的美国人来说,关心、影响和追随各大公司的命运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情形变得越来越明显。

商业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尚未表现出任何衰落的迹象。随着全球资本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其影响力的扩大,人们正把商业视为新世纪的推动力量。我们本能地知道,随着信息革命形成浩荡洪流、创造性破坏重构全球金融市场,启发我们、让我们担扰和筋疲力尽的经济、技术、社会和精神变化的终点便在企业。在北京、在布鲁塞尔、在东京、在纽约,人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企业,促使它们达到新标准、作出新举措。毕竟,在这个动荡年代,这些组织的生存越来越成为问题,而它们正是决定人们职业生涯、经济来源和梦想的实体。通过目前正在发酵的大危机,人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警惕目光审视着整个商业。

我们并不是第一批对公司及其管理者感到振奋、困惑和担忧的人。美国人应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上百年了——至少得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算起,当时电报和铁路等影响深远的颠覆性创新为工业化和现代大规模商业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年里,美国可以说是“培育”新企业的温床,《纽约时报》便是在这个时候在美国最有活力的城市创办的。通过这份报纸以及它对公司、公司领袖和公司竞争舞台的实时记录,本书才得以展现美国商业史的起落回合。

《纽约时报》创办于年,最初是一张廉价的大众报纸,目标是客观地报道新闻,杜绝像其他出版物那般哗众取宠以及时不时地玩弄些文字游戏。《纽约时报》对美国南北战争的深度报道(它以头版刊登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全文)以及对坦慕尼协会(TammanyHall,在纽约政坛极具影响力的民主党团体)腐败案的强力调查,让它在诸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知识分子读者。

19世纪90年代初,在发行量更大的竞争对手的连续打击下,《纽约时报》陷入了惨淡经营。但在年,《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Times)的阿道夫·奥克斯(AdolphOchs)以7.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苦苦挣扎的《纽约时报》,开始向纽约市民提供“不偏不倚、不褒不贬的新闻”(他在头版打出了“没有不适合报道的新闻”的口号)。奥克斯的算盘是,只要他投资于品质——包括作者和编辑、设备和其他组织功能,利润就会滚滚而来。自此以后,他的继任者们一直沿着这条路前进,直至今日,《纽约时报》仍是世界领先的报纸。《纽约时报》以出色的编辑队伍、及时的事件跟踪报道以及对突发事件的谨慎分析而闻名天下,它荣获过96尊普利策奖,比其他任何报纸都多(比如年,它因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而赢得6尊普利策奖)。本书借助《纽约时报》的出色报道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商业激动人心的重要历史,以及商界人士和商业事件对重要的动荡时刻有着怎样的意义。

本书中的报道覆盖面相当广泛:奋发图强、极具创造力、不知疲倦的企业家;技术突破;金融成就、危机和丑闻;消费品数量和品种的大爆发;以及数不清的男女为生存、照顾家庭、捍卫他们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所做的努力。

在观察过去年中的人和事时,我们可以利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也可以利用《纽约时报》上的第一手现场观察和分析。这两大工具使得我们能够在审视美国商业史的过程中同时考虑几大范围广泛的主题;它们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这场“大戏”中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在当时周围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免不了会有一些主观选择性。

本书分为3个部分,分别对应3个主题:现代企业的发展史、美国商业和工作性质的变迁以及技术性变革。综合来看,这几个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广角镜,观察某些(尽管不是全部)重要人物和事件如何决定了美国商业史,而这反过来又对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所面临的机会带来重大影响。比如,我们会发现,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并不是新鲜事。在美联储成立之前、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作用还不那么积极的时候,美国曾被一系列金融恐慌袭击,每一次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最大的金融危机——如果用长度来衡量的话,是年股市大崩盘,即大萧条的前奏,美国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应对措施包括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措施影响了今天的经济结构和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正如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所说:“过去从未死去,甚至不曾过去。”

企业,推进社会的引擎

现代企业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代。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大量供给面创新——包括电报、铁路和其他技术进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生产能力。这些创新有助于制造和分销大量商品和服务,并催生了许多新产业,如百货商店、大众零售店、炼油厂、投资银行以及汽车制造业。

与此同时,收入的上涨、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的深入改变了经济的需求面,影响了消费者的所欲和所求以及他们的消费方式。需求面和供给面的这些变化的终极结果是美国经济面貌的焕然一新。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纪之交,以农业和独立前就开始提升美国国力的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分散式、联系松散的地区经济,让位给了规模前所未见的、横跨整个大陆、涵盖万人口的全美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词所说的正是运输业的深远意义。

所有这些变迁的中心就是现代企业,或者从今天的角度看,是大企业(BigBusiness)。在—年间,大规模组织开始在各个部门出现。这些企业几乎清一色地诞生于创业者的车库(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它们因创业者的远见、魄力和独创性而不断繁荣:如约翰·洛克菲勒,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对石油产业的决定作用胜过其他任何一家企业;如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ClayFrick),他和安德鲁·卡内基拼命地蚕食着年轻的钢铁市场;又如林肯·法林(LincolnFilene),他的商业想象力催生了现代百货大楼。

在此期间,现代企业进入了许多年轻的行业,并首先在铁路行业了兴盛和衰败。20世纪初开发的庞大的铁路网需要全新规模的经营活动和预算,而筹集、投资和管理铁路公司规模的资金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作用。一方面,这类活动帮助建立了美国资本市场,特别是促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其运营方式至今没有重大改变。在铁路行业兴盛以前,纽交所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会有50笔交易,且大多是保险公司和银行股以及政府债券;而到19世纪50年代,纽交所每周都会有数十万股股票和证券易手,大部分是铁路、银行和市政证券。另一方面,铁路股的快速成长有助于现代投机客杀出一条血路。在伊凡·博斯基(IvanBoesky)、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Milken)和卡尔·伊坎(CarlIcahn)在美国经济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之前多年,杰伊·古尔德(JayGould)和丹尼尔·德鲁(DanielDrew)便已因为依靠股票交易改变了铁路公司的结构和战略而闻名天下(其中一些交易助长了过度的投机风,这也是导致年大范围金融恐慌的原因)。铁路企业的扩张还催生了一大批新金融工具、会计技巧和监督实践,共铁路管理者和投资者使用。

所有这些创新反过来又成为大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通用电气、强生、可口可乐、卡内基钢铁(即后来的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金宝汤(CampbellSoup)、计算-制表-记录公司(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Company,即后来的IBM)、加州香水公司(CaliforniaPerfumeCompany,即后来的雅芳)、兰开斯特焦糖公司(LancasterCaramelCompany,即后来的亨氏集团)应运而生。它们都诞生于—年,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其中一些是白手起家,另一些则通过并购活动(这是19世纪90年代的大热门)建立。不论起步如何,这些公司有很多至今仍活跃在各自的行业中。

工作,塑造个体的力量

19世纪,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现代企业,也给家庭带来了重要改变:人们的工作模式与以前不同了,消费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日常生活旋律也有所不同了;美国人关于地方和可能性的观念也在变迁。商业行为和工作、消费和国民身份性质的变迁,这种使人着迷的动态过程至今仍在进行着。

几百年来,大部分家庭——包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以及随后到来的欧洲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都靠土地过活,他们或是农民、或是牧民、或是南方各州的农场主或奴隶。17、18世纪期间,波士顿、纽约、费城和萨凡纳等大城市出现了商贸企业,经营跨大西洋贸易。但在早期美国经济中,商业活动所占比重很小。如果用GDP和劳动力分布等现代衡量标准看,农业才是当时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部门。比如,在年,大约有75%的劳动力(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从事农业生产。

19世纪初,工作模式发生了突变:到年,只有25%的工作人口还在田间地头劳动(在21世纪初,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不足2%),其余的人口在制造、贸易、运输(特别是铁路)、服务业讨生活,美国生产率体现了这一长期模式的变化。美国内战结束时,农业产出要占私人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0%(国民产出减去政府产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年的农业产出只占14%,其余部分都由制造、贸易等其他部门贡献。

这些数字变化的背后原因就是工业化。19世纪中叶,美国人开始离开田间地头,越来越多地涌向城市,—年间到达美国的千百万移民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想在纽约、匹兹堡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重新开创人生,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随着他们在城市定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告别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大为不同的生活新旋律。其中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速度:城市生活的节奏远远快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的影响也随处可见:贫富的鲜明对比、物质生活改善的永恒吸引力、一夜暴富和一夜致贫。记者兼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Dreiser)这样描述19世纪末的芝加哥:

散发着恶臭的泥土、冷酷无情的贫困在大声呼喊,但这里绝非衰败死寂的悲惨世界。凛冽的风吹过广袤的荒凉草原,男人们在用猫皮和狗皮制革,而他们的妻子在购买时髦的长毛绒相册、红丝绒罩灯具和蓝色或绿色的地毯……这里就是芝加哥。

在芝加哥和其他城市,人们忙于在工厂、商店和办公室寻找岗位,在这新的约束和环境中工作。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日子与市场力量的兴衰绑在了一起,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确定性。在工厂和办公室,千百万美国人靠着反复做着一两项专门化的任务生存,通常还会受到领班和其他管理者的监督;他们每天工作若干小时,工资由机构决定——工时和工资随时都可能变化甚至消失。所有这些都与灵活而相对自由的农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就连时间的流逝似乎也因为工业化的到来而变得与以前不一样了,钟表和工厂哨声,而不是日出和日落,代表着产业工人每天的开始与结束。

与此同时,许多行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试图提高工人的效率、增加企业的生产率。福特公司的流水线和泰勒的科学管理便是两次尝试,并为后世广泛效仿,成为大规模生产的象征和基础。这些及其他创新让美国的商业产出和平均真实工资有了极大提高(将价格变动因素考虑在内,美国的GNP在—年间翻了3倍)。但是,生产率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大部分美国人的工作体验也有所改善,更常见的情形是,流水线让人身心俱疲。比如,在福特公司位于底特律城外的工厂中,20世纪20年代的年人员流动率高达%~%,因为这个高效的生产商需要的就是单调的重体力劳动。早期的工业劳动还很危险,20世纪初,在政府开始监管之前,工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安全保障。结果,不同工厂、不同行业的工人工作环境大相径庭:肉制品加工行业、钢铁行业和矿业是风险最高的职业。

工人们开始单独或集体地关心起工作体验,开始关心自己在产业经济中的利益。对工业化集体反应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现代劳工运动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末,工会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成立。在魅力超凡、足智多谋的塞缪尔·冈珀斯(SamuelGompers)的领导下,AFL成为跨地区组织,试图联合各部门的高技能工人为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等基本目标而斗争。年,AFL已有万成员,成为美国最大的劳工协会,但它仍然只能代表全美13%的非农劳动力,还不如大部分西欧国家:西欧国家的工会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要更为强大(今天也是如此)。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MineWorkers)的约翰·刘易斯(JohnLewis)等几位AFL领导人试图按行业的不同将低技能工人组织起来。这造成了AFL内部的长期紧张和冲突,之前,AFL一直是由高技能工人按各自行业联合起来的。年,产业工人的冲突彻底爆发,约翰·刘易斯等人被赶出了AFL。他们成立了一个竞争性的工会联盟,即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并开始招募成员。年10月30日,新成立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CIO旗下组织)在通用汽车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工厂组织了一次静坐罢工。UAW成员静坐在工作设备上,宣布除非通用汽车管理层把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否则拒绝复工。在长达6周的对峙后,通用汽车高管同意与UAW谈判。不久,美国钢铁公司也同意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SteelWorkersOrganizingCommittee)的合法地位。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工会成员数量激增,到30年代末,已达万人的规模;50年代中期,AFL和CIO合并,“大工会”对大企业的长期渐进性反应的成果,已经站稳了脚跟。

大企业的崛起和工业革命还带来了其他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实现了数不清的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成衣、缝纫机、软饮料等。创造了新产品的创新技术同样让已有产品(枪、手套、锁、瓷器等)变得更廉价、更精美、更易获得。19世纪末,普通家庭已经可以在新式商铺里买到这些新式商品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用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从当地商店购买的,店员们帮助购物者灌装、称重、包装所需数量的物品。但是,19世纪80年代,亨氏、宝洁和家乐氏等公司开始包装自己的产品,打上商标并在全美分销。与此同时,新的分销渠道也遍地开花,比如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和邮购公司。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MarshallField’s)、沃纳梅克百货公司(Wanamaker’s)、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AP)、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MontgomeryWard)等零售商向顾客提供琳琅满目的新的现成商品。许多大众营销企业很快就发展成全国性企业。

大规模分销的到来对女性的生活影响尤大。在百货商店和精品店,城市女性购买食品、衣物和各种装饰品——这些东西早已不在家中生产了,消费成为家务的核心部分,并且主要由女性负责,这也形成了女性重要的新公共角色。(这一社会变迁等一段时间后才慢慢传播到边远地区,在那些地方,直到进入20世纪很久以后,男性才逐渐淡出杂货店主力消费者的角色。)年,美国制造业、零售业、广告业、社会学家和家庭都已经发现,在大部分国家,女性已是消费品的主要购买者。从此以后,女性购买力一直影响着营销行为、社会态度甚至是两性关系。

20世纪初,大部分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较年或年有了很大水平的提高。虽然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平均高达67%,仍消费于衣食住上,但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人在买什么方面有了更多、往往也更好的选择。从前被大部分美国人目为奢侈品的东西,比如钟表和弹簧床,在50年之后已经成了必需品,即使是穷人也消费得起。年,汽车、洗衣机、收音机等在19世纪还闻所未闻的商品已经进入了众多城市和农村中产阶级家庭。尽管假期仍是富人才有的专利,但中产阶级工作人口也开始有了游乐场一日游或花上几小时去戏院看场电影。

20世纪初叶,大部分家庭选择面的扩大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以及改变众多美国人的工作、扩大他们关于物质可能性的想象力的力量也创造了徜徉于大众市场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从前只是通过个人关系在地方经济中形成互动的顾客。在这片新天地中,同时强调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前工业化老文化开始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消费社会,人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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